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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学本体论比较的研究 　　中西文化由于最初的思维方式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取向的文化现象。西方以知识论为主流，而中国则侧重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诗学是以道德本体论为主的诗学体系，即“诗言志”，与西方以认识论为主体的诗学，即“摹仿说”有着极大的不同，由此而展现出的不同的诗学方向正是中西诗学体系不同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本体论；道德本体论；认识论；诗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4-0113-04 　　汪 涛(1974―)，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广东广州 510006) 　　 　　顾名思义，中西诗学的会通应该建立在中西诗学的比较之上。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达到深入的认识，才能开拓出研究的新天地。在中西比较研究领域，“天人合一”与“神人二分”是人们区分中西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许多研究都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天人合一”观和西方“主客相分”观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中西文化分别以综合与分析作为各自品格的基本特征。 　　“天人合一”和“主客相分”既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分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正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中西不同的本体论，本文即欲本体论比较这二者最本质的区别。 　　 　　一、不同思维方式下形成的本体论差异 　　在西方早期思想中，人对神和自然的敬畏是始终存在的。神和自然作为彼岸的“绝对者”，与人相对立，是人服从的对象。古希腊哲学之所以被叫做“爱智慧”，就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只属于神而不属于人，人没有智慧，只有对智慧的爱。这意味着人永远不能达到神的地位。神和自然作为彼岸的“绝对者”，与人相对立，是人服从的对象。在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西方哲学主张通过理性认识去达到克服天人之间的矛盾。西方经由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借助所谓逻各斯尺度，建构起一座远离感性形态的观念理性大厦。西方哲学强调人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区别和人的独立性，强调差别、对立与矛盾。因此，西方的形而上学根本上是围绕人作为主体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个问题展开的。西方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地建构客观世界，从而把作为主体的人同客观世界分离、对立起来。直至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研究的兴起，西方的形而上学才转向对人关注。可见，西方的本体论实际上把客观世界与人分离开，形而上地把它建构为人的认识对象。 　　以“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哲学与诗学体系建构也有着自己的基本特性。就体系而言，中国文化体系更多地采取以整体观念和直觉体验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认为那个外在的“物”的世界、“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一样的，人只需要从自己出发，认清了“人道”，就会懂得外在世界的“天道”，所谓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人们不需要直接去分析、研究外在世界，而只需从“我”的世界去理解外在的世界。这是一个在主体中也即在客体中，在客体中也即在主体中的世界。因此，人们似乎永远都是在一个主客不分的世界中，一个似乎永远没有主客矛盾冲突的世界中。从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内涵看，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主客二分思想相比较，是本体论而非认识意义上的，哲学的目的在于伦理道德而非“爱智”，可称之为人生哲学。“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共同追求的境界。而在西方思想中，天人或神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般是不容易混淆的，它所构成的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而西方在主客分开后则完全隔绝了，从而使主客由区分而走向了分裂。主客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客观世界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于它自己的世界里的，客观世界与人的世界不同，人的任务就是利用自己的理性去客观地分析、研究那个客观世界。人为了研究那个客观的外在世界就往往要放弃现世的感性生活，求知与审美在西方这种思维方式下往往是一种求真的追求取向。 　　中国古代的理性则异于西方理性的基本特征，它超越感性又融于感性，是一种实践理性。张岱年认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中国哲人不注意宇宙的研究，即使讨论宇宙也常常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1](P165)牟宗三也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2](P14)就文学艺术体系而言，中国艺术家往往更多关注的是人生或人类社会的盛衰嬗变。中国哲学以和为贵，西方哲学则看重人与宇宙的矛盾对立的方面。因此，许多研究都将这看成是中西思维的两种不同方式。中国文化在实践理性的支配下，认知理性受到压抑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