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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金融诈骗罪 关键词：票据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 票据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中常见罪名，但是由于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存在诸多分歧，导致执法困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中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罪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一、学术争论观点梳理 对票据诈骗罪主观上是否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争议，是因为在1979年刑法中，只规定一种诈骗罪，包括利用票据进行诈骗的犯罪均以诈骗罪来定罪处理。而在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首次对诈骗罪进行了分解，增加了包括票据诈骗罪在内的七种金融诈骗犯罪。其中除了明确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必备构成要件外，对票据诈骗罪等五种金融诈骗罪，并未作该主观要件的明确要求。现行刑法沿袭上述规定，没有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票据诈骗罪之主观必备要件。问题由此而生，既然同属金融诈骗犯罪，为何刑法只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明确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意味着包括票据诈骗罪在内的其余五种金融诈骗犯罪之主观方面只需具备犯罪故意即可，而无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素？由此引出理论争议。 目前，理论界对于票据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对票据诈骗罪不必以“非法占有目的”加以限定。理由主要有： 1．从刑法规定来看，刑法第194条是典型的列举式叙明罪状。叙明罪状，是指条文对具体犯罪的基本构成特征作详细的描述。刑法规定的票据诈骗罪的五种行为方式是：（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2）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3）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4）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签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5）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做虚假的记载，骗取财物的。票据诈骗罪条文描述并没有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进行表述，而刑法第192条集资诈骗罪和第193条贷款诈骗罪均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见票据诈骗罪不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必备主观要素。 2.对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票据诈骗行为归罪是立法应有之义。从票据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之所以把此种犯罪从一般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主要原因在于票据诈骗罪在内的金融诈骗犯罪危害在于侵犯中国金融管理制度，而非他人财产利益，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重点保护。票据诈骗罪是行为犯罪，是以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票据诈骗行为为犯罪既遂标志，而不是以受害人实际遭受票据损失为既遂标志。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第194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行为，就构成对票据管理制度之破坏，该罪即成立，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3.不将该罪主观方面限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利于打击犯罪。犯罪目的属于主观问题，由于行为人在票据诈骗过程中，往往非法占有目的表现的不充分，导致司法实践难以判断。利用票据进行诈骗的行为人的目的多种多样，不尽相同。如果仅因为上述行为的主观目的欠缺而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可见，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严格限制，显然不利于打击票据诈骗犯罪。对于一些严重犯罪不以具有犯罪目的为必备构成要件，更有利于打击此种犯罪，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1]。 （二）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包括票据诈骗罪在内的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理由如下： 1.以立法技术为视角。从立法的角度看，“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之所以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以营利为目的，是为了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在一些明显需要非法占有的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情况几乎出现在各国刑法中。”“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具备某种构成要件要素，但因为众所周知、广为明了，而有意从文字上省略对其规定。”[2] 金融诈骗犯罪中除对于除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及持卡人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规定的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外，包括票据诈骗罪在内的其他金融诈骗罪都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即为此例。 2.以体系解释为视角。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应当肯定任何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为，无论什么特殊诈骗罪，都是诈骗犯罪的一种，都是从旧《刑法》中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尽管新旧《刑法》条文都没有对诈骗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对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均普遍予以认可。事实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诈骗”根本无从谈起。既然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诈骗罪派生出来的金融诈骗罪，就具备了法律“遗传性”，其天生即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基因”，此为体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