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3年教科书发展的研究.docVIP

1912―1923年教科书发展的研究 　　摘 要：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教科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它推动着一个时代的进步，带动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最初的思想，绝对是来源于教科书，所以教科书的颁发、制定与评价至关重要。着重看一下民国成立初期，当时人们对教科书的研究，并且从中可以体会当时的社会历史。 　　关键词：教科书概论；民主思想；教育杂志 　　1912到1923年的教科书研究，分别是教科书出版、教育部文件、教科书概论、教科书编辑和教科书使用，通过这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当时人们对教科书所作出的研究。 　　一、教科书出版 　　1912年到1923年的十年期间，出版业相对来说比较有章可循。当时的出版商主要就是两家：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最初为一家印刷工厂。1904年，由张元济组织编制的《最新教科书》陆续出版，成为清末影响最大的一套教科书，可以说，在1912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垄断了整个教科书出版行业，直到中华书局的出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当天，中华书局应运而生，之后符合民国共和思想的中华教科书出版使用，中华书局的创始人是陆费逵，他最初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制教科书，期间，曾经向商务印书馆提出自己的思想，可是当时并未采纳他的提议，所以在之后，陆费逵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并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天，成立了中华书局，过去以往的教科书，因为含有封建教育思想，都不再被采用，而当时是春季始业，马上就要面临学生开学，就在大家都为此事满面愁容的时候，中华教科书出现了，开业之初，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 　　所以后人猜测，这绝不是一个巧合，或许是在陆费逵离开中华书局之后，就已经开始秘密进行新版教科书的编制了，这也许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但此时，商务印书馆也不甘示弱，1912年秋，发行《共和国教科书》，而且这部教科书是依据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颁布的各级学校修业年限新学制编制的。中华书局又在1913年1月新推出了符合教育部命令的《新制教科书》。在之后的1916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又分别推出了《实用教科书》和《新式教科书》，1920年教育部通令学校，旧教科书分期作废，改用语体文。1923年广东会议决定六三三新学制，商务与中华两家又各自适应形势分别推出了《实用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和《新式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小学新中学教科书》等。 　　在这十年中，两家出版社的竞争从未间断过，在价格上、广告上，都体现了他们的竞争，中华此时打出的“完全华商自办”口号，对商务影响最大。商务原有日本人的股份，这在辛亥时期民族自信心高涨的背景下，在有些地方成了推销教科书的障碍。之后，出现了世界等几大书局，几大出版商的竞争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 　　二、教育部文件 　　教育杂志（1909年）在1912年第4卷第6期的109页，刊登了《教育部批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共和教科书样本请审查呈》（民国元年七月初二）和《教育部批上海商务印书馆订正初高两等小学教科书请审定呈》（民国元年八月初八），其主要内容包含“据呈及书阅悉，查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文字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习见事物之外，颇和初等小学程度。其字句亦无甚瑕疵，教授法调理清晰，教者按序发明，自合教授次序，亦颇适用。新修身教科书第一二册，所言事实，以家庭学校为主，兼及社会，皆日常习见习闻者，取材颇和儿童心理……以上各书，间有宜修改者，已逐条列出，以照列改正，或附刊校勘表，再呈审定。暂准作为初等小学第一学年学生及教师用书。以下各册，即从速编辑送部审查可也，原书发还此批。民国元年七月初二。”可见当时对教科书的重视。 　　三、教科书概论 　　有关教科书概况描述之书，也是很多。我们列举几篇文献来大体了解一下。 　　教育杂志（1909年）1916年第8卷第12期刊登了杨祥麟《今之教科书问题》一文。文中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分别是教科书之性质；教科书之运用；教科书之编纂；教科书之变更和教授要目及教授细目。其中教科书编纂的一部分内容是这么描写的：“教科书之编纂：小学教授之最要元素教科书也必以完全教育的眼光从事编辑，使能适用前清学部设立图书局编辑教科用书，颁行各省卒以所取教材多断片的，非完全的，多抽象的，非具体的，致不能强制各省学校一律通用民国初建学制，更新教育部规定教科书制度，许民间自由编辑不予国家之力，揠苗助长。” 　　此外，少年世界1920年第1卷第1期刊登了余家菊的一篇《教科书革命》，文中提到现行教科书的一些弱点：“现行的教科书多半是纯粹的商品。编辑和发行多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他们不配负促进文化的担子，不配做教育人类的工具。听说他们的内幕，有许多窘态，我们犯不着一一的揭穿。我且用不激不偏的态度，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