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30年中日修改商约交涉的研究述评.docVIP

1926―1930年中日修改商约交涉的研究述评 　　摘 要：近年来，学界对于北洋修约外交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最为主要的是肇始于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中日商约交涉得到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受研究旨趣及研究条件的限制，学术研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现有研究偏重于关税谈判，对其他问题探讨不多；二、对中日商约谈判中的人物研究相对欠缺；三是缺乏横向的比较性研究。这些问题都一定程度表明，有关民国时期中日商约交涉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关键词：民国北京政府；中日商约；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99 ― 03 　　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在与各国修订商约交涉过程中，中日交涉拖延时间最长，最为复杂，也最为艰难，且最能体现南京政府废约外交和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连续性与传承性，在民国外交史上书写下重要一笔。诚如唐启华所言，“扣紧中国修约史的脉络，中日修约案有其特别意义。”〔1〕p465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纵然有研究，也往往是将该问题纳入关?自主运动与改定新约运动中进行一般性考察，忽略了其特殊性，故鲜有专题性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民国热”的持续升温，民国外交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而对肇始于北京政府，结束于南京政府的中日改订商约交涉也投去了更多的关注目光，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专题研究。本文拟对学术界关于1926-1930年中日改订商约交涉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冀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一、宏观研究 　　有关1926-1930年中日修约交涉的研究，至迟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便已展开，其时报刊杂志就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也出版了一些诸如小册子之类的著作。这些论著大多是时论性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外交领域斗争的需要，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令人欣慰的是，近三十年，伴随研究领域的日益拓展，无论是通论性还是专论性的论著，都给予这一历史事件以极大的关注，研究成果丰硕。 　　整体研究方面，学术界出版了几部极具分量的学术专著，对南北政府嬗递之际的中日改订商约交涉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李恩涵所著《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3章对民国中日修约交涉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着重探讨了南京政府时期王正廷温和型“革命外交”在中日改订新约中的运用，对于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实现中国关税自主发挥了积极作用。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第4章第4、5节，简略交代了中日修约交涉的起因与经过，着重论述了北京政府实施的有别于与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到期修约”的中日交涉策略。李育民著《中国废约史》第13章第2节和第15章详细介绍了中日修约交涉的前前后后，着重阐述了北京政府与日本方面修约交涉存在的主要分歧，以及南京政府打破僵局继续推动中日修约谈判所作的努力，系统地论述了中日签订《关税协定》的前后经过，可谓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不过，前述三本著作也存在不足，多关注于关税问题，着重探讨的是《中日关税协定》的谈判与签署过程，忽视了关税问题之外的修约问题〔1〕430。 　　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当属台湾学者唐启华所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8章第4节，作者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利用近年开放的大批相关档案，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力图以北洋、南京外交连续性的视野，并聚焦于修约谈判，探索前后政权对修改条约方针及策略的发展历程，进而更好把握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本质。〔1〕p430该书通过对中日修约作连续性的考察，揭示了中日交涉的症结所在，也清晰地指明了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在“修约”问题上的异同。因限于篇幅，唐著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缺乏十分细致地研究。虽有瑕疵，但唐著仍是目前学术界研究中日修约交涉的较佳力作，它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该问题研究的深入。 　　二、微观研究 　　相较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则略显薄弱，数量众多，分布不均匀，质量也是良莠不齐，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中日关税谈判是中日修约交涉研究的热门，成果最为丰富。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集中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日有关关税自主问题的交涉，注重分析以往研究中忽视的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探讨日本在中国革命洪流中的地位衰变。美中不足的是，该文忽略了中日关税交涉的延续性。类似成果有李恩涵的《北伐前后收回关税关税自主权的交涉》，姜萍的《近代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历史考察》等。此外，有些学者侧重于北京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税交涉研究，代表性论文有刘咏华的《中国关税自主与中日交涉》和《北京关税会议与日本》，以及李育民的《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 　　可喜的是，单冠初的《南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