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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研究 　　[摘要]最早以管子、子产为代表的杰出历史人物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法治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法治思想萌芽的阶段。到了战国中期，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革新派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主张，完善了我国古代的法治思想。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被推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文章为更好地、更清楚地论述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将按照管子、商鞅、韩非子的顺序对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进行总结。 　　[关键词]古代 法治 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20-02 　　一、管子的法治思想 　　（一）法治的重要性 　　管子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于他流传后世的著作《管子》中。管子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观，但《管子》对于后世法家思想的形成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启示性作用。在当时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管子充分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 　　首先在《管子?七主七臣》中，他肯定了法的作用，即他认为法律具有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的作用，在书中的阐述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其次，在《管子?任法》中，他又进一步肯定了法对家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他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上到君主、下到臣民都遵守法律，才能达到所谓“大治”。这个“治”则是指政治修明、局势安定。也就是说，管子充分肯定了法律对于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在法律特征方面 　　管子认为法律需要具有至高无上性、统一性、适时性、强制性。 　　首先是法的至高无上性。管子在《管子?任法》中通过阐述，法律是圣君明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管制属下的法宝，进而得出了“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的结论。可见，他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其次是法的统一性。他在《法禁》一篇中说道：“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即他认为只有君主制定统一的法制，臣子才会遵守法律；只有朝廷公开制度，人民才会按照制度做事。反之，如果君主不能统一法制，不遵守法律并且振振有词的人就会增加。可见在管子看来，法制需要统一，这样才会使众人遵守法律。 　　第三是法的适时性。在《管子?正世》中说：“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所谓“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也就是说他主张法律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而有所不同。 　　最后是法的强制性。在《管子?权修》篇中，他说道：“亏令者则死，益令者则死，不行令者则死，留令者则死，不从令者则死。五者死而不赦，唯令是视。”管子详细阐述了不遵守法律的五种情形，并认为应当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处以极刑，可见他认为法律的遵守是需要相应的刑罚来保障的。总而言之，在管子看来对于推行法治，必须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春秋战国时期，君权至高无上，而法律顶多作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是以法无常法、朝令夕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也说明了法律的执行遭到严重破坏。但管子看到了严肃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前所述，管子认为法律具有强制性，这也是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集中体现。 　　（四）管子思想的局限性 　　管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法治思想的产生及应用方面，他起到了一种先驱的作用，为后世治国理论提出了新思维。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管子的法治思想并未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局限。他所谓的法治与我们现代的法治也有所不同，他所谓的法治更强调法律是一种用于统治人民的工具。 　　二、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在管子的基础上，他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其法治思想，从而奠定了后世法家思想的基础。商鞅的法治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因此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缘法而治、依法治国 　　在管子认识到法治重要性的基础上，商鞅更加丰富了他的法治理论。商鞅主张“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因此需要法治来拘束人性。同时，他为了推行法治变革，对同时代的主流学说之一儒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燔诗书以明法令”，可见他对儒家主张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