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docVIP

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2011年04月03日 　　 嘉祥汉代武氏祠建筑复原的再探讨 　　 刘 辉 　　山东嘉祥武氏诸祠及其墓群，是我国东汉时期山阳郡的武氏家族墓地。从宋代被发现至今，不但我国专家对此作了大量地研究，还引起许多海外学者的兴趣；作为武氏诸祠画像石建筑构建的复原，更成为中外汉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较为全面地复原武氏诸祠建筑的工作，是从美国学者费慰梅先生开始；近年来，我国汉学专家蒋英炬、吴文琪先生在费氏复原的基础上，又做了积极努力，经其逐石测量和苦心考证，对武氏诸祠建筑做了再次复原，并取得更大的进展；蒋、吴二位几近准确的恢复原状，为武氏祠画像石内容、配置的解读，石刻艺术乃至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更深层地研究，提供了便利，使人们从过去对武氏祠画像石的零碎的认识，上升到对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的整体探讨；因而，深受国内外汉画像研究界的重视与好评。 　　然而，由于历史的与客观的因素，当我们在多年后再来审视武氏祠建筑复原的情状和认真研读蒋、吴二位的《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时，却感到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或者明确地说，其中有些画像石位置的配置显然失当。基于此，笔者斗胆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蒋、吴二位先生。 　　 一、嘉祥武氏祠的历史背景及汉画像石出土概况 　　 嘉祥县地处鲁西南，武氏祠及其墓地，则位于嘉祥县城南十五公里的纸坊镇武宅山（也称武翟山）的北麓；与此遗址紧邻的一个村庄亦名武宅山。东汉时，嘉祥县的武宅山属于山阳郡金乡县所辖，[1]金代皇统年间始置嘉祥县。 　　先秦乃至汉代，嘉祥所在的地域，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一直较为繁荣。嘉祥东邻的曲阜为圣人孔子的故乡；汉代尊崇儒术提倡孝道，厚葬成风。尤其是此处墓葬与地面的祠堂，格外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来自本地或外地的能工巧匠修建，这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都能够充分表现出来。该地还处于全国五个画像石分布区中画像石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配置规律严谨，而且类型齐全，墓室、祠堂、碑、阙、画像石一应俱全，是汉画像石艺术发展水平最高的第一区域。[2]且从信立祥先生《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的全国汉画像石分布图看，嘉祥及其周围地区的画像石分布又最为密集。同时有考古资料显示，这个区域技术高超的匠师还不断被本地或外地豪门贵族招揽去服务。[3]仅从包括嘉祥在内的鲁南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等丧葬资料的数量、规模和雕造质量看，该地更为注重丧葬，越是身份、地位高的墓（祠）主，建筑的规模越大，材料规格越严格，结构越严谨，而且造型准确，刻绘精湛。 　　汉代嘉祥武氏祠的发现，是在北宋中期。1786年，清代黄易又把湮埋数百年的武氏祠石刻发掘出来，其经过被记载在他的《修武氏祠堂略记》：九月亲履武宅山，历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石，久碎为五；“孔子见老子”一石；双阙南北对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见根脚；“武班碑”横阙北道旁，土人云数十年前从坑中拽出。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室，计七石，画像怪异，无题字；有断石柱，正书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石一。复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图残石三。此三种前人载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武氏祠祥瑞图”。又距此一、二里，画像二石，无题字，莫辨为何室者。[4] 　　1789年秋，李克正等人又在武梁祠左侧发掘出八块画像石，并命名为“左石室”画像。[5]同时，一村民在桥上又发现一块画像石，也被列入“左石室”，称之为“左石室一”。[6]其后，又得到“武氏祠南道旁画像石”、“ 武氏祠北墓间画像石”。1871年，轩辕华在此遗址得到“祥瑞图”残石、“何馈”残石；[7]光绪六年（1880年）又得到“王陵母”残石。1882年，蔡纫秋发现最后三块画像石。[8] 　　至今，武氏祠画像石除去佚失的“左石室十”、“左石室一”、“王陵母”和“何馈”画像以外，总计有四十七石。[9]1992年春，嘉祥县文物局对武氏祠东南部的两座汉墓进行了清理，在2号墓内发现一石柱，其上铭刻“武仲兴道从达”。[10] 　　史籍对于武氏家族未曾记载，但据武氏阙铭和诸碑文可知，[11]武氏家族计有：母亲；四子武始公、武梁（字绥宗）、武景兴、武开明；武梁之三子仲章、季章、季立，开明之二子武斑（字宣张）、武荣（字舍和）；武梁之孙子子侨。并且目前已知为官的有四人：武梁官从事，武开明官吴郡丞，武斑官敦煌长史，武荣官执金吾丞。说明武氏家族在当地较为显赫。 　　 二、武氏祠历史的复原 　　 最初黄易尝试对武氏祠进行了复原。他认为武氏祠这些画像石分别属于四个祠堂。他在《武梁祠像》中认为武梁祠的形制与长清孝堂山祠堂类似，但为单开间的祠堂。[12]至于前石室，他认为：“石室（指前石室）之制，如肥城之郭巨、金乡之朱鲔，孤撑一柱，架屋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