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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唐太征高丽失败原因分析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原因分析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征伐高丽,《资治通鉴》记载“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馀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九月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受阻于安市,久攻不下,最后因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九月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九月
唐太宗在出兵高丽之前,对隋炀帝征高丽失败的教训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并为此次征伐高丽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理说经过唐初20多年的休养生息,唐国力复盛,又加之充分的准备,对弱小的东邻用兵应该是手到擒来,但为什么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一场战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唐征伐高丽失败,唐自身的因素自然是失败主要的原因,但同时也不应忽略到高丽方面的因素。
一、唐军方面
1.唐军兵力过少。此役中,唐军水陆兵力为十万左右。张亮统帅的四万水师,因其“素怯懦,无计策”《旧唐书》 卷六十九 张亮传,所以在整个平辽之役中除攻破沙卑城、围攻建安以外基本再无作为,而陆军六万人中又有近一半人员从事后勤工作,因此唐军可用的兵力严重不足。试想高丽为对抗唐军肯定是举全国之力,其兵力绝对不止十万,在唐军围困安市时“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六月,而这才仅是高丽的一部分兵力。由于唐军兵力寡少,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策略,以
《旧唐书》 卷六十九 张亮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六月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六月
2.战略决策上的失误。由于辽东气候寒冷,并且比中原来得早,所以唐军在这次战争中以速战速决为根本指导思想。《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九月条记载:“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侯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指出:“至太宗虽经寒暑不肯易弊褐一事传为美谈,实则太宗明知此役利在速战速决,若至秋季不能复衣褐袍之时,无论成败如何,断不能不班师归来,与太子相见。故不妨先作豪语,以收人心,斯亦英雄权橘之一端软?”此可谓一针见血,明确指出了太宗的战略思想就是四个字:速战速决。是以,此次征辽之役太宗除了派遣小股部队从海上对其进行骚扰之外,其余主力部队都集结在一起,从一个方向上进攻,欲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但这种如平定突厥、吐谷浑、高昌一样由内地出发、自携补给、长驱直入的战法根本就不适用于沼泽密布、气候高寒、堡垒坚固的辽东。因为地处中原的唐军对于辽东地形并不是十分了解,只要高丽扼守唐军必经之要塞,就可阻断其进攻之路,这样,要想速战速决进一步深入敌境就很困难了。后来高丽果然在安市城组织了强大的防御,使唐王朝的军队顿于坚城之下,不能前进一步,最后不得不班师回朝。太宗的根本战略思想是速战速决,但在实际行军的过程中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违背了根本的战略思想,将速战速决变成了打持久战。在驻骅山之役前,江夏王李道宗曾建议:“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六月但太宗却没有采纳。攻克白岩城后,太宗对李世勣说:“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九月但李世勣担心“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太宗于是采纳了 李世勣“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的建议。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九月太宗连续两次放弃弃出奇兵的机会与唐军兵力不足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太宗的战略失误有关。回朝后第二年三月太宗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江夏王道宗,道宗“具陈在驻桦时乘虚取平壤之言”。太宗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年三月老将李靖的言辞里暗含着对太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六月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九月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九月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年三月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八月条下注解
3. 唐太宗在战争中忽略了笼络高丽人心。太宗出征前宣布的战争目的之一就是为高丽“雪君父之耻”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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