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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1848年间清政府对外政的策略论 　　鸦片战争之后的1842―1848年，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建立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初始阶段，清政府确定了应对这一新关系的方略：其一是“不开边衅，力持和局”的对外方针；其二是“诚信守约”的对外原则；其三是个人亲善的对外手段。“不开边衅，力持和局”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诚信守约”对外原则的实施及其个人亲善对外手段的运用都是服从于和局的。 　　[关键词]“力持和局”；“诚信守约”；“个人亲善”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7-0131-04 　　李光和(1968―)，男，广东商学院思想理论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广东广州 510320) 　　 　　就中国近代外交而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与近代西方所谓的“主权与条约秩序”之间的第一次正面的碰撞与冲突。而鸦片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被迫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种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新的中外关系，从形式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的格局，带来了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而在内容上又使中国国权丧失，主权遭受侵损，这是一种双重的演绎进程。鸦片战争之后的1842―1848年间，清政府在承负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丧权侮国的耻辱的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开始与西方列强对接，从对外观念、对外体制及外交政策与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往学界对这一时段清政府的外交新动向关注不多，尤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拟就这一时段的对外政策与方式的变化作一粗浅探讨，以祈方家指正。 　　 　　一、“力持和局”的对外方针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驭外方式经历了由剿到抚，再到力持和局的转变过程。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的官吏们的第一反应是：“英兵犯境，是不自量力，冒犯天威。天朝必然调集天兵克期征剿，殄灭丑类。”[1](P457)他们对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按照天朝大国传统的驭夷逻辑，欲采取先剿后抚、剿抚并用的方式，恩威兼施，迫使英夷畏服就范。为此，清政府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浩荡出师，一次在广东，一次在江浙，希望能够耀武扬威，将入寇海疆的“英夷”痛加剿除，以显示天朝大国的神威。而鸦片战争的进程却完全出乎清政府君臣的意料之外，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陷广州，破厦门，占上海，直逼南京，不过两年时间，千里海疆危机，东南半壁倾塌。面对战争的惨剧，道光帝无奈，不得不改变策略，“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城晓谕，设法羁縻，有应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1](P739)。清政府传统的所谓“先剿后抚，剿抚并用”御外攘夷的方略被强大的对手所击碎，从而不得不避战乞和，与英方订立城下之盟。当时主持议和的耆英在谈其剿抚态度的转变时，曾有如下的表述：“前在盛京将军任内，体察该处情形，实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亦主战而后抚，以示恩威，迨抵江宁省城，目击凶焰鸱张，竟有战守两不足恃之势，不得不暂事羁縻，以免斯民之锋镝。”[2](P39)耆英分析清军致败的原因时指出：“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内地师船不能相敌……两载以来，迄无成效，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2](P39)因此，避战乞和这种无奈的选择，是迫于英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也是清政府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有了较为清醒地判断和认识之后作出的。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所定的对外基本方针是“不开边衅，力持和局”。道光帝曾多次告诫负责主持对外交涉的钦差大臣耆英，要求做到“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2](P515)1842―1848年间负责中西交涉的耆英，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和局”。1844年7月，耆英与美使顾盛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0月，与法使拉萼尼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在订约之前，顾盛、拉萼尼所率领的使团均以“坚船利炮”进行武力威胁。如1844年春，美使顾盛致函两广总督耆英：“朴鼎查爵士奉行的礼节，在特殊的情况下无疑是公正而适当的，但要使哪些礼节完全适用于合众国，则本国政府势必先使中国人遭受战争的一切灾难，尤其是先必占据中国沿海一处岛屿作为公使的居住之所，我不能设想帝国政府愿意合众国这样做。”[3](P354)法国拉萼尼所率领的使团亦阵容庞大，有参赞、随员、主事、税务官、翻译、各商会代表和随行记者，最令耆英惊惧的是拉萼尼使团随护的8艘军舰，其中一半是载炮50门的大舰[1](P501)。而面对顾盛露骨的战争威胁和拉萼尼强大海军舰队的炫耀，对中英战争心有余悸的耆英以“不开边衅”、“不启衅端”为据，被迫与之订约。美、法两国获得了英国在中国除割地、赔款以外的一切利权。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涉贯穿的最重要事件是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的问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