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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俄图书交流的研究 　　[内容提要] 图书交流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现在有史料可查的俄国第一批汉籍获得于1730年，而后又经过俄国早期来华使节和汉学家们的努力，终于使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在18世纪初具规模，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的成熟奠定了文献基础。与俄国的汉籍收藏相比，传入中国的俄国文献则显得微不足道。中俄早期图书交流所呈现出的是一幅失衡的态势。 　　[关键词]　18世纪　中国　俄国　图书交流 　　[中图分类号]　D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7)01―0078―(06) 　　中俄之间有史料可证明的最早接触发生在蒙元时期，但这种偶然和间接的交流随着蒙古“洪水”的退却在明代沉寂下来。17世纪，在哥萨克迅速东进的同时，俄国使节和商队接踵而来，俄国政府期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中俄在摩擦和交涉中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双边关系按照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确定下来，维持了两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基本稳定的睦邻关系。1727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首次将派遣东正教传教团和世俗学生来华写入条约，为两国文化互识创造了条件。中俄图书交流也正是从这一时期逐渐开始的。 　　 　　一、俄国汉籍收藏 　　 　　在俄罗斯历史上，彼得一世最早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创办了规模庞大的科学院。1714年，彼得下令修建珍宝馆，其中附设了图书馆，旨在收集世界文物和图书。该图书馆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1718年正式启用。1724年，沙皇下令将珍宝馆和图书馆合并到新建立的皇家科学院。该图书馆仅在18世纪就更改了3次名称，1714―1725年称陛下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1725―1747年为皇家圣彼得堡图书馆，1747年起更名为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一直沿用到1917年。随着中俄接触和交流机会的增多，图书馆的中国图书开始从无到有，藏量逐渐增加。最早的中国图书，是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过赴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学术考察的梅塞施密特(Д．Г．MeccepшMNдT，1685―1735)获得的．此人为德国人，1716年上书彼得一世，提请派考察队对西伯利亚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队于1719年3月1日从圣彼得堡出发，1727年3月27日结束考察活动，在此期间搜集到许多蒙、藏、汉等中华语言文献．因为当时无人识得华文，没有著录于书目文献，故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梅塞施密特当时带回的汉籍名称。所以，尽管有人认为梅塞施密特带回过汉籍，但由于缺乏更加确凿的证据支持，所以俄罗斯学术界还是将1730年视作俄国汉籍收藏的肇始之年，将俄国汉籍收藏的奠基人的桂冠，给予了一名在俄国宫廷服务的瑞典人洛伦兹?郎喀(лopeHц ЛaHr，?―1746年后)。 　　20世纪中期，苏联学者沙夫拉诺夫斯基(K．и．ШaфpaHOBCKий)和沙夫拉诺夫斯卡娅(T．K．шaфpaHOBCKaя，1926―)曾发表多篇文章，对俄国早期汉籍收藏的历史进行了仔细的钩沉。[1]洛伦兹?郎喀是瑞典人、彼得大帝御医阿列斯金(PoбepT ApeCKиH，?―1718)的养子。彼得对他给予了特别关照并出资送他到德国学习。郎喀学业完成后回到俄国，在宫廷担任秘书一职。1715―1737年间，他先后6次来华，以俄国政府商务代表的身份在北京留居。1776年，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管理员巴克梅斯特尔(H．Ф．БaKMeйcTep，?―1788)在编写的书目中提到，“图书馆中的第一批中国图书为耶稣会士所赠，由俄国驻中国代表郎喀于1730年从北京带回俄国，共计8函82册。”[2]根据巴克梅斯特尔的说法判断，郎喀是于1730年将图书交给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那么，他获取这批图书的时间应该是他于1727―1728年第4次来华期间。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中，保留有一份俄国外务院1727年致俄国来华使节萨瓦(CaBBa ЛyKич BЛaдиcЛaBич―PaFysHHCKHffl，约1670―1738)的公文，其中列举了需要为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收集的中国书籍，而亲自操办此事的便是当时作为商务专员驻北京的郎喀。这份书单原件为德文，翻译件为俄文。现将俄文件全文汉译如下： 　　中国人有两部著名的汉文词典，一部是《字汇》，另一部是《海篇》。 　　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也编写了若干种…… 　　1)郭居静神父，意大利人，以西洋字母音序编著《汉字四声字典》。 　　2)金尼阁神父，编有《西汉字典》，北京刊印。 　　3)曾德昭神父，1658年在他所编写的两卷词典于澳门印行后就辞世了。 　　4)恩理格神父，于1676年亦曾刊印一部词典。[3][4](PP54―355)在这个书单中包括了6部词典，其中只有两部是中国人编写的，其余4部都是耶稣会士的作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