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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美学“象天法地”的原则初探 　　城市是最大、最重要的人造环境。城市设计理念与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观念密切联系，从环境美学的角度可以将之理解为人类塑造环境形态的指导原则。本文借鉴20世纪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对中国古代城市“象天法地”原则的美学内涵进行初步的探析。 　　凯文?林奇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城市意象”。良好的城市意象其实就是空间安排与内心体验两者良性互动而形成的。 　　就空间来说，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分析了城市中的一些静止不动的元素，如道路、标志、边界、节点、区域，这些元素构成了城市的物质形态。一座城市的物质形态首先应该具有可意象性。所谓“可意象性”即“有形物体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形状、颜色或是布局都有助于创造个性生动、结构鲜明、高度实用的环境意象，这也可以称作‘可读性’，或是更高意义上的‘可见性’，物体不只是被看见，而且是清晰、强烈地被感知。”道路的导向清晰明确、布局合理，建筑物彼此呼应并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标志物形态优美、位置明显，即使是细部也处理得巧妙而富有情趣。这样清晰的、容易认知的形式是迈向意蕴表达的第一步。在城市中变动的元素与静止的元素同样重要，这些元素主要是指人类及其活动，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阵。所有元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丰富生动的意象。 　　就个体内心体验来说，对于城市的感知体验是人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思维在个人文化的、历史的、社会背景的指引下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体验的集合。在《环境美学》一书中，作者阿诺德?伯林特指出：“城市美学意味着城市的感知领域，意味着通过一种身体的意识体验城市的方式，……文化和历史意义通过感观得来的信息共同形成了鉴赏力的媒介。”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城市首先应该使人感到它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如方位清晰而且容易辨认、活动方便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基本特征，如富有表现力、风格一致、可以引起愉悦的情感以及具有开放性和适于变化。和谐的城市可以使个人的记忆、家庭的记忆借助于清晰明确的城市意象得以传递和重温，让人感觉亲切，有归属感，城市因而富有历史情感和包容性。 　　根据种种元素形成的城市意象总是部分的、片断的、零散的，凯文?林奇认为：“可能存在一个抽象概括的参照系统，将意象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有时精确，而有时只是关于定位和特征间的习惯方法。”世界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客观条件下，这种“参照系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古代的方向参照系统主要是白天的太阳方位和夜晚的北极星方位。中国古人注重“上观天象，下察地理”，逐渐形成了“象天法地”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布局、区域分布，小到一栋建筑物的形状。这一原则自春秋时期被提出后，就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城市营建中。 　　“象天法地”这一原则来自于我国远古先民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灵感和启迪，他们对自然怀有强烈的敬畏之情，十分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与效仿。《周易?系辞下》中有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古老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主张人应效法自然，与自然协调发展。《老子》提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亦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管子?五行》则认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象天法地”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城市规划方面的体现和运用。李约瑟在谈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说：“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这个‘人’并不是社会上可以分割出来的人。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物自不在话下，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对‘宇宙的图景’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由于天人是相通、统一的，统治者在进行都城规划时，往往运用“象天法地”的原则来表现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其特点是通过对天文形象，特别是星象的具象模仿或抽象隐喻说明城市、建筑与天的同源同构关系。 　　《史记?天官书》云：“太史公日，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城。”在古人看来，浩瀚的苍穹之中，北极星处于天空的中心，恒定不动，因此也称之为中宫或紫宫。天空中的恒星则被分为不同的组，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垣(即紫微垣、上微垣和天市垣)，四象(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