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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瘟疫史的研究新进展
中国古代瘟疫史的研究新进展
摘要:韩毅著《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依据中医传染病学和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重点研究了宋代瘟疫的流行概况、地理分布、社会影响、病因病机,以及宋代政府、医学家和社会民众等对瘟疫的认识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该书史料丰富,采用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次系统研究、科学揭示了宋代瘟疫的流行和防治情况及其规律,解决了宋代瘟疫防治的许多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具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韩毅;评介
doi:10.3969/j.issn.2095-5707.2015.06.012
任何时代,瘟疫的流行都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影响。发年在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06年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让人们感受到了全球大流行疾病带来的恐慌。瘟疫最大的特点是发病迅速,传染性强,病情危重凶险且经常大范围的爆发流行。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毅著《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就是围绕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而展开的专题性研究。该书首次系统研究、科学地揭示了宋代瘟疫的流行和防治情况及其规律,不仅解决了宋代瘟疫防治的许多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而且也拓展了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的内涵,具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4),共9章,106.4万字,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学家王曾瑜研究员作序。该书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4个基本观点:(1)宋代形成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从而将皇帝、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紧密联系起来。(2)宋代不同社会阶级在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各级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3)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官私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说明中医提倡的病证在防疫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疫病流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革新,对于营造整个社会重视医学起了政策性的导向作用。
1史料丰富,来源广泛,统计全面
两宋时期,瘟疫发生比较频繁,近代有些学者对于这段时期疫病流行的次数、地理环境与疫病流行的关系以及应对疫病的政策等都做过一定的研究,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史料统计不够全面,难以准确反映宋代瘟疫流行的概况与防治措施。作者经过广泛查阅各种文献,将资料分为以下4种。(1)历史文献,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太宗皇帝实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庆元条法事类》《宋朝诸臣奏议》《名公书判清明集》,以及宋人撰写的史书、文集、笔记、奏议、诗词、墓志铭等。(2)医学史文献,包括宋代医学家撰写的医学方书、医案病案、疾病分类、病因病理、临床诊断、处方用药,以及宋本医书的序言、跋、敕文和牒文等。(3)宋元明清地方志中《祥异》《灾异》《物异》等记载的疫病史资料,以及《城府》《抚恤》中记载的医疗机构设置情况等。(4)近现代学者关于宋代医学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论文。
在以上史料的基础上,作者完成了10万余字的《宋代重大疫情年表与史料》,统计出北宋境内约发生149次重大疫情,南宋境内约发生144次重大疫情,合计约293次。此外,辽、夏、金、蒙古、吐蕃地区约发生18次疫情,部分疫病在宋辽、宋金、宋蒙等边境地区流行,对双方边民造成很大影响。作者统计的疫病流行次数和史料,较前人研究更加全面细致,成为本书研究的学术基础。2重视不同阶层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
该书在研究宋代社会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上,不仅重视皇帝和政府观念,也着重探讨了宋代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反应。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繁盛时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皇帝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政府防治疫病的各项措施的有效实施。然而宋代皇帝和政府对疫病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变化,经历了“上天垂佑”“自然灾害”和“疾疫过后,盗贼必起”的过程后,将疫灾视为“四大灾害”之首。宋代名臣邢呙(932―1010年)指出,“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
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宋徽宗赵估认为“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其采取的医学、经济和政治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疫病传播,而且也将封建社会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疫病防治中,国家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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