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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的改革背景下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趋势的研究 　　摘 要：宏观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广州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效供给过度，有效供给不足和供需错位严重拖缓了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文章通过追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进而立足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剖析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约束条件，最后得出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五大发展趋势，推动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广州制造业 约束条件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6-162-03 　　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治理的主线，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总动员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追溯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渊源，从早期的重农学派，到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再到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以及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供给侧理论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需求侧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主要包括投资、消费、出口大三要素，即常说的“三驾马车”，侧重通过社会总需求发力调控短期经济，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供给侧包括劳动、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管理侧重供给和生产端发力，决定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两者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有所区别。而供给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优化配置供给端要素，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潜在增长，其核心是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使土地、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充分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解决供给问题的同时，也创造新的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制造业的社会需求层次在逐渐提升。消费需求、公共服务需求、智能装备需求、国防建设等需求的升级都对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原有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2025”战略进入攻坚期，而供给侧改革给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了新的发展思路。 　　二、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约束条件分析 　　（一）供给侧分析 　　1.劳动力要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所谓人口红利期即社会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少儿与老年抚养率同时处于低位，劳动年龄人口率却较高，从而使得社会劳动率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的时期。在人口红利条件下，劳动要素接近于无限供给，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会获得超额收益，这样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成为自然选择。这种模式支撑了广州制造业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急。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十年间，广州市常住人口净增275万人。从人口增长的绝对值看，广州低于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天津、成都。应该说广州人口红利的拐点来得更早更急。 　　据广州统计局数据，广州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各区域人口老龄化加速，无论从占比还是从绝对数量看都在下降，人口红利减弱甚至消失已经成为广州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广州市的第一次婴儿潮为1950年到1965年，其中1955年到1965年，出生率平均为32.7%。按目前退休政策，这批人进入退休年龄时恰好为2015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因此2015年，广州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也正是广州“人口红利期”关闭的时间。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易地获得超额回报，以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经济减速在所难免。 　　2.土地要素：土地瓶颈越发明显。广州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土地后备资源有限、利用粗放、人均耕地资源少、土地政策体制制约等问题，随着土地矛盾加剧而愈发凸显。据《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到2020年，广州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1772平方公里，据统计2016年广州市到2020年建设用地指标仅剩77平方公里，按照广州市近年年均建设用地增量28.57平方公里计算，仅依靠新增用地，广州市3年内将无地可用。在广州市新型城市化发展2013年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对接会上，广州市重点项目单位多反映落地难，在当前保增长扩内需的背景下，一大批中央、省重点建设项目即将开工建设，使得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土地资源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