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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敬老院的研究综述 　　[摘 要]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敬老院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专著和论文颇多。加强对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敬老院的关注和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养老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试从敬老院兴办的对象、起源、建设、作用及不足等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 　　[关键词] 人民公社化 农村 敬老院 研究 　　敬老院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它一方面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一起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幼芽”，一度成为中国人民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成为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一项重要社会救助政策和保障措施。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形势下，做好农村“五保”老人的养老工作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开启了“五保”供养制度化工作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学术界对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敬老院的研究不断深入，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敬老院供养对象的研究 　　对于人民公社化这一历史时期农村敬老院供养对象的研究，尚未见到较为系统的成果。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研究了敬老院的入院标准，并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入院老人的供养政策和五保制度的实施现状等方面。有何昌勤的论文对五保老人入院标准进行了详尽介绍。哪些人能够进，哪些人不能进，哪些人没进，等等，都有所涉。“无儿无女的可以进”；“有儿有女大门也敞开，得自费”；“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进”；“有传染病、有精神病的不能进”；“无儿无女但有劳动能力的不能进，即将离世的不能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五类人，是坚决不准吸收入院的”；“本社可以进，外社不让进”。此外，“队里不给批、不给出钱的”，“有儿有女不愿自费的”，“不愿受管制、喜欢自由的”这三类人不能进敬老院。通过对敬老院的入院标准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出，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个部分：对集体事业贡献程度的判别；对阶级成分的明确划分；对社员身份的清楚界定[1]。 　　二、关于“五保供养制度”概念的研究 　　目前有关“五保供养制度”的文献大多是政策性、纲领性的内容。其中最早提出关于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法规性文件，是1956年1月和6月发布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文件规定：“社内缺乏劳动能力或完全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除了在生产上给以力能胜任的安排”外，还特别规定要“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供应，保证年幼的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这两份文件是我国最早提出的关于农村五保供养的法规性文件，是为五保的起源。相关的代表性文件还有《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 　　近年来学界对“五保供养制度”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社会救助的视角围绕供养者与被供养者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宋士云在《1956―1983年集体经济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初探》中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是五保供养的主体，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五保供养标准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五保供养是短缺经济条件下通过直接的分配环节来解决鳏寡孤独残疾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2] 　　李春根、赖志杰持有基本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针对三无的鳏寡孤独者建立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最贫困最无助群体的基本生活，是对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扶助鳏寡孤独优良美德的传承”[3]。对于“五保供养制度”概念的研究，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在表述中多将农村鳏寡孤独者作为五保对象，将五保供养制度概括为用来解决农村五保老人日常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项制度。 　　三、关于农村敬老院历史起源的研究 　　关于农村敬老院历史起源的政策性文件，最早来自于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提出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并特别提出：“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4]。学术界很少有对农村敬老院历史起源作深入详细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只是简略地描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敬老院的建立与发展。例如，温忠文等按照萌芽、形成、曲折发展、改革和完善阶段，对我国农村敬老院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温忠文等人虽仅围绕那一时期相关的政策文件，对农村敬老院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进行研究，但对于我国敬老院自身发展和农村养老事业的良性发展仍大有裨益[5]。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是何昌勤的硕士论文。何昌勤以实地调查访问的方式，对我国东北地区北佬壕村敬老院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对经历过人民公社时期敬老院成立及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