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述评.docVIP

价值观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述评 　　 彼得#8226;德鲁克认为：“管理，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实践，它涉及人与社会的价值观。”［1］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管理领域是不太重视文化管理的，更遑论其深化形式――价值观管理了。作为渐趋主流化的新的管理理论，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对价值观管理的缘起、内涵、功能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对企业管理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对已有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价值观管理的缘起 　　 　　“任何管理理论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现实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水平的极大提高，是企业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企业文化理论的兴起是当代学术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日企业竞争的产物，更是对管理实践变化的回应，是管理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2］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以价值观管理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管理主要缘于以下三个动因。 　　 　　(一)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反思 　　二战以前，浸润着亚当#8226;斯密和大卫#8226;李嘉图等人的“经济人”思想和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潮，无论是科学管理理论的“经济人”管理模式、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人”管理模式，还是管理丛林理论时代的“复杂人”管理理念，纯粹理性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在传统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由于它只将经济利益当作唯一的最高价值，而忽略了道德和社会价值，所以在经济效率背后诱发了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诟病的如“生态破坏”和“能源危机”等“现代性问题”，为以扬弃“现代性”和推重多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无情地否定了经济主义价值观，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盲目地迷恋于追求经济指数的增长,过度利用资源，污染环境，突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极限，最终必然会给人类带来不可挽救的灾难。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戴圆晨教授的观点来看：“如果水不能喝，天空烟尘弥漫，工业财富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3］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克服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表现在管理领域就是管理价值观的转换，管理必须重新寻找它的灵魂，追求崇高的目标而非短期的利益。 　　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暗合西方人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当代管理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价值观的塑造为核心的价值观管理模式，强调在价值观多元基础上塑造共同的组织价值观、“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关系中的自我（self in relation）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3］(6)，和谐人际关系，改变从前企业管理中过分相信科学理性模式的做法，以人性充实理性，把管理的效率与效益在更大程度上诉诸人的自觉性和自我激励，这可以看做是管理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人们将这种伦理内化的管理价值观叫做超经济主义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企业不单纯是一个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和员工养家糊口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文化机构”，传统的物质刺激、严格控制等管理模式，正在被精神激励、价值认同、文化引导所取代。 　　 　　(二)日本管理模式成功引致的企业文化理念的流行 　　日本企业管理模式在竞争中的成功导致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对美日管理模式的比较 研究被公认为是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管理理论的肇始。在这次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美国研究者将管理中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排列出来加以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美国企业的管理在许多方面并不比日本落后，关键性的差异在价值观方面。 　　威廉#8226;大内在其《Z 理论》中提出，高度一致的企业文化是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他倡议美国企业学习日本J型组织的文化管理模式，结合美国文化实际，使企业从A型组织变成有灵魂的Z型组织［4］。帕斯卡尔和阿索斯在《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一书中认为，美日企业管理的根本差别是“7S”不同。美国企业在管理过程中过分重视战略、结构、制度这三个“硬性”因素,而日本企业在不否认三个“硬性的S”的前提下，较好地兼顾了人员、作风、技巧、崇高目标这四个“软性”因素。［5］肯尼迪和迪尔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最深层、最核心的价值观作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我们认为，成功的企业经常是因为它们的职工对组织价值观的确认、信奉和实践”［6］，“组织事实上从共享价值观中获得了强大的力量”［6］(20)。彼得斯和沃特曼的《成功之路》强调：“杰出的企业都有 一套独特的文化品质，是这种品质使它们脱颖而出，鹤立鸡群”［7］，“出色企业 都是靠具有连贯性的价值观体系来驱动的。”［7］(342)这四部企业文化管理经典的 “四重奏”使美国企业界和管理界认识到，美国企业管理尽管讲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