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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摘要：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但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等方式，同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关键词：人口红利；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54-05 　　近年来，人口红利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用工荒的现象不仅在华南、东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劳务输出的大省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争夺。从前两年用工荒的出现，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劳动力市场争夺战，不难看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延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2]。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6]。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P（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9]、解保华（2010）[10]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学者袁志刚（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人口红利影响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4]（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托达罗[15]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人口红利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红利。张广婷等（2010）[1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1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赵玉奇等（2012）[20]将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