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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素质文化精神的探讨 　　【摘要】书院文化中以求是精神、兼容精神、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文化精神，对于解决我们今天在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难题有着实际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书院文化；素质文化精神；人才培养 　　在书院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包括求是精神、兼容精神、民族精神在内的书院精神，正是因为有着自己的精神所在，才使得书院这一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教育机构和教育组织得以存在并发展壮大。书院虽已湮没，但它留给我们的书院精神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求是精神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载：“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意思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研修学问在古代书院的功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情况下官方对书院的干预相对较少。书院研修的环境相对宽容，营造了学人实事求是做学问的学术氛围。书院多依山傍水，风景幽静。学人荟萃于此，刘禹锡《陋室铭》有言：“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研修学问的自由天地。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之人，他们奉行达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多有求是做学问之意。这种治学传统和研修氛围千百年沿袭下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书 　　院精神。[1]九江东襟浩瀚鄱湖，西邻苍茫幕阜，南倚独秀匡庐，北枕浩荡长江，处“吴头楚尾”，又“七省通衢”，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快捷，文人骚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2]。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文素质的养成，九江的书院曾盛极一时，星罗棋布于各县市，其中以德安义门陈家族式书院—东佳书堂、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为主要代表。正是秉承了“求是精神”，才使得东佳书堂“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才使得濂溪书院在理学发展史上，处于其他书院无法比拟的核心、灵魂和渊源的显赫位置，求学、游学、拜谒、寻访者连绵不断；才使得白鹿洞书院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和“天下书院之首”。 　　正如《论语·为政》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做学问就是要实事求是，教书育人也要实事求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基本的原则，不仅无法培养出真正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而且做出来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学问。学习知识要实事求是，为人处世要实事求是，教书育人更是要实事求是，我们在教学管理和教育过程中要把它作为立身的态度铭记于心，时时刻刻以它来修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着它的要义‘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引导着学生慢慢地去领悟，定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学生在求学阶段，往往会在选择专业时缺乏冷静判断，追求所谓的热门专业；求学过程中缺乏脚踏实地精神，存在务虚做假的现象；就业时眼高手低，评价自己的水平能力不客观等方面出现实事求是缺失。社会需求和供求市场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复，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者势必碰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这须臾不可缺少的法宝。 　　二、兼容精神 　　庐山不仅群峰竞秀，屏风九叠，而且虚怀若谷，兼容并包。“天下名山僧占尽”，庐山则不仅有僧，而且有儒，有道，有寺院，有道观，有书院。周敦颐在北麓的濂溪书院吸收佛学、道学，使儒学得以发展。东晋慧远在东林寺吸收儒学、道学，使佛学得以发展，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从多元文化交融的意义上说，古代庐山可谓“一所综合性大学”。[3]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之所以能形成其精髓就在于“兼容”。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兼容，才使得濂溪书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理学的发源地，才使得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位居四大书院之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兼容，才有了后人也为之津津乐道的“鹅湖之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兼容，才使朱熹与陆九渊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各自在认真考虑对方批评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儒家学术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兼容之道在“容”，有容乃大，“兼容性”是高等教育急需关注的一种素质，即培养出的人才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均能发挥其作用，不断学习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有效地解决由不同情境引发的问题。正如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们同样也不可夜郎自大，我们要以宽厚的协作精神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加强各专业、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吸取一切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精华，培养出有本学院特色的、知识全面的毕业生。这就需要培养人才的“通用技能”—基本的读写、运算和生活技能，复杂的推理技能及与工作有关的合作、思考、工作动机等“关键技能”[4]。欲使我们的大学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欲使我们培养的学生最快地适应社会，实现自我的价值，就要求我们以“容”为本，以培养具有个性的人才为目标的，锻炼学生学习“自我发现”的本领，而这种自我发现的能力正是取决于教育的兼容性。比尔盖茨-世界首富，他的致富秘密不仅是他的软件开发，还在于他的经济理念和管理创新，而使他具有这种理念和创新能力的正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