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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西方创新制度比较的研究 　　摘要：创新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创新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相应的各种制度建设作为支撑。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制度根源方面与古代西方相比，缺乏创新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因此，与古代西方相比，古代中国的创新存在先天的制度缺失，这也是导致中国的创新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我们应不断加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方面的完善，激励创新机制的健全，以推动中国创新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创新；制度；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521；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8)02-0029-06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永恒动力。如果把一切竞争归结为科学技术、人才或制度的竞争，还莫不如进一步归结为“创新精神”这一人类社会制高点上的竞争。然而，创新的产生与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为基础，“制度就是一种激励结构，一种激励制度。好的制度应该可以激励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有效地运用高技术”。因此，创新与制度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动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制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新与技术水平的制约或推动；另一方面，创新的产生和发展又依赖于制度所构建的环境。 　　古代中国在创新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制度方面的缺失。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成分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基于制度经济学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从两千多年前东方的秦始皇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到今天的世界诸大国，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所决定的。因此，必须对这些构成国家基本成分的各项制度给予充分的重视。以下就分别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三方面来比较中西方在创新方面的制度差异，试图从制度的视角找到造成古代中国创新落后的原因。 　　 　　一、古代中西方创新的政治制度比较 　　 　　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全面地分析世界历史中的众多政治制度类型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只能对政治制度作高度的简约，即国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基本理论认为，国家作为规则及统治秩序的提供者，服务的价格就是税收；作为统治秩序即规则的制定者，国家当然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产权结构和其他规则，从而使统治者在政治权力上的优势变为经济上的优势。因此，国家均有租金最大化倾向。制度经济学派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国家理论，即对世界经济发展予以总结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我们知道，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而国家作为最强有力的制度维护者，制定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个：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诺思理论中国家的第二个目的虽然是社会产出最大化，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不同，政治制度出现明显差异，从而导致创新的不同结局。 　　(一)古代中国的集权专制 　　古代中国集权专制国家的形成要远远早于西方。自公元前221年秦国一统天下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对于形成集权专制国家的原因，存在着许多看法。恩格斯认为，地理环境使东方社会的农业生产对水利灌溉十分依赖，进而导致集权国家的产生；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较低文明程度，庞大的领域，不能产生像西方社会那样的自愿协会，而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力量从事水利事业。对于以上有关东方集权制国家成因的经典解释，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有些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将古代中国集权国家的产生原因简单地归因于治水社会。如学者黄仁宇认为，中国大陆的地理环境及其决定的经济方式，是集权体制形成和延绵的主要原因；而学者何怀宏却认为，封建世袭社会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相对于日益增多的贵族人数，资源越来越有限，库禄制度开始代替割地分封。 　　虽然以上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无论从农业灌溉、地理环境、资源短缺哪个角度出发，都共同表明了一点：即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产生，不是经济发展所提出的社会要求，而是国家统辖社会的政治需要；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成熟的结果，而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现象。古代中国集权专制国家的建立，是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的产物，这些都决定了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必须采取政治而非经济的手段，这种情况从中国原始国家的产生伊始便是如此。正如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其资源(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