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的反思.docVIP

北宋党争的反思 　　党争的根源 　　宋代的党争，早在开国之初，宋太祖就有所预感和警觉。建隆三年（962），针对官员产生最重要来源的科举考试，赵匡胤明令：“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从开宝六年（973）起，赵匡胤又将殿试确立为定制，通过这一形式强调中试者皆为皇帝所钦点。由“座主门生”变为“天子门生”，名称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赵匡胤试图强化皇权存在，弱化座师色彩，打破因科举而形成师生、同门朋党的努力。 　　然而，与此同时，宋代的党争之因，恰恰也正是宋太祖在一开始确立治国方针时就已种下的。赵匡胤本是一介武夫，非凭文德，非借武功，仅仅是手握军权便发动陈桥兵变，以黄袍加身的方式骤登大位，如何安抚昔日的同僚，如何扭转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成了他费尽心思解决的问题。为此，他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极力提高文臣地位，“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以至于后世不约而同地评价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正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宋代大臣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点，这一方面成就了一幕幕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另一方面也导致朝廷重臣竞相以权力追逐为中心，深陷党争而不以为意。 　　造成北宋党争的泛滥，从思想根源上，还缘于当时的士大夫已经改变了孔子以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告诫，转而认同“君子有党”。庆历党争中，吕夷简指责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属于范仲淹阵营的欧阳修随即在《朋党论》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对“君子有党论”进行了理论阐述。这一观点不但被后来的司马光、苏轼、秦观等继承发扬，而且成为党争各方公开树党、互引奥援的思想基础。从朋党之争到君子小人之争，思想上的转变特别是对党争的认同，意味着不同阵营的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地树朋立党而无所顾忌。 　　更重要的，党争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皇帝驭下的政治手腕。如宋真宗曾一语道破天机：“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就是说，要通过党争使大臣“异论相搅”、相互牵制，如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才可“居上”裁判，从而牢牢将权柄掌控手中。这也是为什么宋代的皇帝们尽管常常苦恼于朝政之争，却总要多多少少保留一些“反对派”在朝廷里，以防止一方坐大。 　　从政见之争到权力之争 　　可以说，党争贯穿了有宋一代的始终，成为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在宋太祖、宋太宗两位政治强人相继去世后，党争之乱渐次蔓延、愈演愈烈，遂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宋真宗时期，王钦若对寇准暗中倾轧，以寇准罢官而告终。宋仁宗时期，吕夷简与范仲淹明争暗斗，导致“庆历新政”半途而废。宋神宗以降，围绕变法产生的新旧党争，更是将党争引向高潮。先是熙宁、元丰年间，新党在神宗支持下排斥旧党，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改元元?v。由于哲宗年幼，朝政由高太后主持，高太后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史称“元?v更化”。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恢复神宗新法，史称“绍述”，即继承之意。新党执政一直延续到宋徽宗时期，对旧党迫害也愈来愈变本加厉。崇宁元年（1102），蔡京上言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等在元?v年间反对变法的文武大臣120人（后增至309人）名字刻诸石碑遍立全国，以示辱蔑，即所谓“元?v党籍碑”。凡立于碑上之人，一律“永不录用”，且不许其子孙参加科考并留于京师。同时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禁书运动，下令对苏轼等人文集“悉行焚毁”。 　　当然，如果因此认为党争专指新党对旧党的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新党在台上，对旧党固然步步紧逼，而旧党一旦得势，对新党的围剿同样毫不手软。例如，以立碑刻名的形式进行羞辱便非新党所发明。在“元?v党籍碑”之前，旧党就曾开列王安石、章??等60人名单，“榜之朝堂”，公开羞辱。同样，对反对一方加以文字构陷，旧党也不遑多让。如旧党针对新党人物蔡确所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乌台诗案”，手段一样低下，一样上不了台面。 　　好人之争令人痛心 　　如果说政治斗争在任何时候都不可避免，北宋的党争，最让人痛心和不解的，却是“好人”之间的争斗。 　　庆历党争中，范仲淹固然“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吕夷简亦是一代名相，二人虽然在后来关系有所缓和，但此前的争斗已使彼此大伤元气，并不可挽回地损害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进程。 　　熙丰党争中，对立双方，王安石坚毅果敢，司马光宅心仁厚，二人俭朴守节、夙夜为公的道德品行，连彼此的反对者都不得不叹服，但就是这样两个人，最后却闹到形如仇敌、水火不能相容。 　　又如，苏轼与章??同年考中进士，入仕之初结为挚友，却因变法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然而在“乌台诗案”中，章??在苏轼危难之际仗义执言、出言解救，此后更是以执政之尊主动致书遭贬在外的苏轼，令苏轼也怅然感动。 　　这些人，可以说文章道德都是一流，都无愧君子之誉，却因为深陷党争而不能自拔，怎不令人叹息！ 　　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