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大转轨--全球化时代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docx

PAGE \* MERGEFORMAT 1 大转轨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 康晓光 一、概念界说 何谓“转轨”？何谓“大转轨”？ 所谓“国家转轨”指一国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所谓“国家发展模式”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轨迹。具体说来，“国家转轨”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战略和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转轨”同样发生在全球层面。所谓“世界转轨”指世界的基本秩序、运行机制、主导价值、发展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所谓“大转轨”，既指转轨之全面、深刻以及影响之深远，亦强调转轨非一次完成，而是由一连串节奏紧促的转轨构成。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转轨，必然在国家和世界两个层面同时进行，而且或早或晚必将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其中。 二、中国的转轨及其困惑 中国近代以来的转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发生了连续的国家转轨，如今又处于新一轮的转轨之中。早期的外部冲击迫使中国告别古代进入近现代。近代以来，两种国家发展模式在中国展开了残酷竞争，国民党领导了以西方右翼为榜样的资本主义转型，共产党领导了以西方左翼为榜样的社会主义转型。二十世纪末期，通过改革开放，邓小平又启动了新一轮国家转轨。 与此同时，同步进行的是世界转轨。世界由前资本主义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稍纵即逝，社会主义此刻进入了低谷，资本主义再次席卷全球。实际上，中国近代以来的转轨受制于上述世界转轨历程。 当下中国的核心问题——政治发展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变革，中国的经济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确立；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尚未完全定型；但是，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中不确定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独立演变，必然是协同变化，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政治。可以说，政治是“纲”，“纲举目张”。因此，本文将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锁定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发展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而且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每当面临重大转折时刻，这一问题就凸现出来。如今中国再次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老问题又再次浮现： 中国“将要”或“应当”向何处去？ 政治变革“需要”经历哪些阶段？ 每个阶段“应该”怎么走？ 目前“正处于”哪个阶段？ 从激进自由主义到新权威主义 对于上述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激进自由主义当道。它主张中国应建立自由主义宪政，而且应立即实行政治民主化。激进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受到重创，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调整。于是，八十年代末期，新权威主义兴起。新权威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全盘西化”，它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区别是更加讲究策略性，提出了分阶段西化策略，即先市场化，再民主化；相应地，政治变革阶段表现为由极权主义而权威主义再自由民主主义。该理论主张，在权威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再实现民主化，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宪政中国。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属于理论上更加成熟、策略上更加老道的自由主义。 新权威主义的困境 当下中国，市场已经建立，而且不可逆转；但是，民主仍然没有到来，而且趋势并不乐观，民主的正当性受到越来越深刻地质疑，民主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严峻地挑战，民主化的风险或代价受到越来越理性地审视。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府明确拒绝西方模式，宣称要开创自己的理论、制度和道路。新权威主义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它所预言的紧接着市场化而来的民主化并未出现，而且它为中国规划的政治蓝图希望渺茫，也无力为中国指出下一步的行动战略。 新权威主义的现实困境源于其理论上的致命缺陷、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严重误判，以及缺乏构建终极目标的足够的想象力。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新权威主义的全新的国家转轨理论。 三、国家转轨理论概要 “经济—政治”二元论 黑格尔开创了“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模式。 黑格尔 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 黑格尔 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 马克思进而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页。简而言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页。 实际上，可以将黑格尔—马克思创立的“经济—政治”二元论视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础。新权威主义据此提出了“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两步走”战略。 “经济—文化—政治”三元论 葛兰西发展了黑格尔—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国家转型理论，其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文化”的重要性。 葛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