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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年涉外婚姻状况的研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涉外结婚数量的不断增多，北京逐渐跻身我国涉外婚姻密集地区之列。基于2004～2011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年的涉外婚姻依然具有中国早期涉外婚姻所表现出的外嫁婚为主、再婚者比例偏高、外嫁婚夫妇年龄差偏大等特点，但不平衡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此外，涉外婚姻者普遍学历较高，“高知组合”占有较大比重。针对离婚数据的分析显示，尽管北京近年的涉外离婚量和离结率均有显著提高，但与国内离婚情况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闪离”现象也并不普遍。总体而言，北京近年的涉外婚姻所展示出的特点和变动趋势是积极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涉外婚姻也将进一步走向理性和平等。 　　关键词：涉外婚姻；婚配模式；北京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1-0027—10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涉外婚姻都被视作特定群体的“小众行为”；涉外婚姻曾经被贴上“宾馆夫妻”、“跳板婚姻”等种种负面标签，外嫁的女性也大多背负着“以青春换金钱”、“崇洋媚外、爱慕虚荣”之类的歧视性评价。如今，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涉外婚姻作为中外交往家庭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已不再神秘和另类，人们正在用日益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种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联姻，我国涉外婚姻的模式和特点也必然随经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涉外婚姻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因此，针对特定地区的研究相对于全国总体水平的分析更有意义。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很高的社会开放度，涉外婚姻的发展也相当迅速。本文将就北京近年来的涉外婚姻状况进行分析，揭示其特点和发展趋向。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研究述评 　　涉外婚姻即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婚姻，又称跨国婚姻；广义的涉外婚姻还包括中国内地公民与华侨及港澳台地区的公民之间的通婚。从法律的角度讲，涉外婚姻的缔结地可以在夫妇双方任何一方所在的国家，也可以在第三地，但国际私法和中国民法均尊重和承认婚姻缔结地的法律。本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内地登记的涉外婚姻。 　　目前针对我国涉外婚姻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较为吸引研究者注意力的包括广东、福建等地的侨乡和广西、云南、东北等地的民族边境地区，以及经济发展迅速的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和广州等地区的涉外婚姻。这些地区的涉外婚姻有其各自的渊源和特点，也反映了促成涉外婚姻的不同要素。 　　亲密交往和文化认同是涉外婚姻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交往机会的多少又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这样，地域上的毗邻和接近，以及相通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便成为促成跨境通婚的有利条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绝大多数的涉外婚姻都是与韩国的通婚；处于中缅、中越边境的广西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越南、老挝和缅甸的涉外婚姻比例相当高；而在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的福建沿海地区，与台胞的通婚则是其涉外婚姻的主体。 　　如果说地域的邻接和语言文化的相近是有利于跨境通婚的“先天”自然条件，那么对外开放、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便是促进涉外婚姻的重要的“后天”社会条件。我国涉外婚姻最为密集的广东、福建和上海三地均是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广东的涉外婚姻即起步于与香港、澳门等地的密切经济往来；福建省的涉外婚姻集中在开放最早的4个城市——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通婚对象多为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台胞和华侨；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上海涉外婚姻中的外方人员的国籍分布相对较广，但比重最高的还是与其经济文化往来最为密切的日本。此外，独特的旅游和文化资源也是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在促进中外交流的同时也为涉外婚姻创造了机会，比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桂林，便是广西涉外婚姻最集中的地区。 　　尽管各有特色，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各地的涉外婚姻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不平衡”。首先是“嫁出”和“娶入”的不平衡，即各地的涉外婚姻均以内地女性的外嫁婚为主，而且比例几乎都在90%以上；其次是年龄上的不平衡，即夫妇年龄差距大，外籍丈夫比内地妻子大一二十岁的情况相当普遍；最后是婚次状态的不平衡，即相对于内地婚配，涉外婚姻的人群中以再婚者居多，外籍的一方尤甚。 　　对于涉外婚姻所表现出的这种“不平衡”的特征，很多研究从婚姻梯度和交换理论的视角做出解释。一方面，就婚姻匹配的世俗惯性而言，男性往往与各方面条件略低于自己的女性结合，即采取“男高女低”的向下婚模式；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的择偶双方又希望通过“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而实现“互惠”，男方的资源通常体现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比如学历、职业和收入等，而女性的优势往往在于年龄、相貌和气质。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