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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断定用词的研究初探 　　摘要：《周易》作为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部重要著作，约成书于西周初年，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由卦爻象和卦爻辞两部分构成。尽管周易最初是作为一本占卜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人文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卜筮的范围，被尊为五经之首。对于《周易》的研究，国内学者多立足于象术或义理之学，以西方的研究范式研究《周易》的成果甚少。笔者试图采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发掘周易的逻辑构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周易断定逻辑中的断定用词，在周易逻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断定用词的研究，探讨《周易》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周易；断定用词；逻辑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0)04－0072－04 　　 　　易学逻辑之研究，目前主要是集中在数学或借用墨经研究的体系来开展的，对于周易断定系统的研究甚少。易学逻辑的研究，若是从“义理”的角度出发，难免落套于训诂，侧重于文字功夫，而忽视思辨。事实上，《周易》作为一本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单单从文本意义解读，就抛弃了它作为中国人智慧形式依存的价值。中国哲学的逻辑学语境是否仅应落实在“归纳”、“推理”等形式逻辑的框架上，这也确实是值得斟酌的。周易断定逻辑的研究，可以作为易学逻辑认知方式的切口，进而推及到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易学的断定逻辑，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为前提，运用于具体人事上，给予占卜者以吉凶的断定，在断定的同时，对于占卜者的未来行为，也有很强的规范作用。这个过程，就是占卜者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时，占卜者与客观世界同时发生互动的作用，体现了古人特殊的思维方式。 　　 　　一、《周易》作为逻辑学学科研究对象 　　的合理性探讨 　　 　　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周易》，体现自汉代以下，由于谶纬之学泛滥，被后人夸张曲解，成为儒学典籍中“最为诡异之书”。但作为影响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一部重要著作，仅仅把它作为卜筮之学看待，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周易》确实源于古代的占卜、巫术，其观念基础是互渗律，通过蓍草来预测人事的吉凶；另一方面，《易经》中卦画和爻位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对上古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而利用数字卦的假说或是象数学来解读《周易》也是具备可行性的。 　　如《周易》生成系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如此解读： 　　20＝1“2”代表阴阳，“1”代表“不动而动”的太极； 　　21＝2太极“静而生阴，动而生阳”： 　　22＝4既而生“四象”； 　　23＝8既而生“八卦”。 　　该系统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演化系统以二进制为基本计量单位，启发了莱布尼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莱氏在致德蒙雷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发现作了这样的描述：“《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之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之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个六十四个图形中寻找哲学的秘密，这恰是二进位制算术”。半个世纪前，日本学者伍来欣造在其《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一书中，曾指出二元算术与易，便是中西文明之契合点的象征。《周易》是否可以作为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抑或是中国哲学立足于逻辑学领域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三代哲学家对该问题的认识，理顺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 　　金岳霖先生认为，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看待中国哲学是不合适的。金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但不妨碍他们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金先生承认中国哲学内部是存在理性分析的方法，但不适用于使用西方的逻辑学来构建。至沈有鼎先生，已经开始关注《周易》中的逻辑含蕴。沈氏在其《(周易)释词》一文中，对周易断定用语“贞”、“用”和“悔”三字，着笔多以逻辑分析立意。孙中原先生则坚持“中国逻辑存在论”，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是客观事实，中外逻辑既有差异，又有共同性，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但不同的逻辑体系中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孙先生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周易》，可以作为逻辑学研究的范畴。《周易》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本卜筮之书的面目出现的《周易》，体现先秦中国人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在形上学的意义上，它肯定了“天人合一”的命题，进而推及到主客关系的探讨上，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的系统，着重于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价值体系，则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地、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 　　《周易》可以作为中国逻辑史主要取材。《周易》研究的两大主题“象数”和“义理”，都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明证。考察《周易》的编撰体例，可以得到这样的共识，即关于八卦的起源，数是基础，而“象”作为更为基本的范畴，通过“数”的串联，与爻辞统一起来，进行类推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