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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镇化中城市规模结构演化的经验及借鉴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与城市体系重构的重叠期，通过考察国外经验，发现经济、社会与地理条件决定了巴西的“特大城市-贫民窟”与日本的“特大城市-快速交通系统-远郊睡城”模式均不适合我国。根据德国的“分散型城镇化”与美国的“城市群落-郊区化”经验，在城市通勤、用地与生态环境压力骤增背景下，我国应调整阻碍城市规模结构分散化的城市行政层级、区划设置、财税政策与绩效考核方式，将城镇化重点放在二、三线城市，宏观上坚持走分散型的城市群道路，微观上着力构建复合型功能的卫星城与大都市区。 　　关键词：城镇化 城市体系 城市规模结构 城市群 　　引言 　　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是一类重要的空间经济现象，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综合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然而，关于我国适合何种城市规模结构、以及应当以何种规模级别的城市作为发展重心，却存在长期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考虑到要素初始分布的分散化、农村经济体制率先开放、以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因素，理论研究与实践政策侧重“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模式（费孝通，1984;许学强等，1988）。从20世纪末开始，大城市规模扩张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导，相应研究也转而支持发展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杨波等，2006）。虽然当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已被明确为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方针，然而这种原则性意见难以形成硬性约束或激励，实际上也没有扭转近年来我国大城市持续加速膨胀的局面。 　　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结构的两级分化与位序分布的扁平化，一些大中城市普遍出现“城市生态超载”与“城市病”蔓延问题，引发学术界与决策层再次反思我国城市规模结构的适宜性与调整优化问题。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即指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应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德、美、日、巴西等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过城镇化飞跃与城市体系的重构，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长短的城市规模结构演化路径。通过借鉴这些先行国家的经验及教训，有助于厘清城市规模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反思我国城市规模结构发展历史，进而结合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禀赋特征，提出调整、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经验结论与对策建议。 　　德国城镇化中的城市规模结构演化―分散型城镇化 　　在1840-1871年的德国城镇化初期，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得德国的城市数量及人口迅速增加，为城镇化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时期的新兴城市主要是以工矿业优势吸引投资与劳动力集聚，例如鲁尔区的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但是和英、法等国相比，德国的城镇化进程仍然开始较晚，而且初始城市规模普遍偏小。 　　1871年实现民族统一后，德国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已接近70%，开始进入城镇化发展的黄金期。如图1所示，从1871年到1910年，德国的城镇化率由36.1%快速上升到60%，年均提高0.82个百分点，仅用了40年时间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社会。但是，这一时期德国的城镇化重点在大城市。期间首都柏林人口超过了200万，成长为欧洲第三大城市与世界第五大城市;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比重从4.8%增加到了21.3%，增长超过4倍;而1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人口比重仅增长了不到2倍（Wolfgang Kollmann，1974）。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城市变为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争，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快速恢复与产业升级，德国的城镇化进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德国的城镇化速度减慢，城镇化率从1950年的64.7%缓慢上升为1970年的71.4%，此后一直维持在75%左右。另一方面，战后德国城镇化的规模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由大城市集中膨胀模式逐渐转变为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分散型城镇化模式。据统计，德国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8.44%，下降到了2005年的7.75%。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一是大城市由于居住成本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而逐渐失去原有的吸引力;二是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快速改善从而吸引人口与产业集聚;三是传统上德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直以单个人的近距离流动为主，大都流向居住地周边的小城市或小城镇，没有发生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向大城市的现象。 　　虽然德国的城镇化起步较晚，前期也出现了集中化趋势;但是德国后来居上，经历了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从集中膨胀到中心扩散的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诺瑟姆曲线规律。当今德国的城镇化发展格局更加均衡，大城市原有的“城市病”得到明显缓解，区域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城市文明在更广阔范围扩散，成为发达国家中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