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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理论追溯 Theoretical Retrospect for Landscape Urbanism Practice 发表于 《时代建筑》 2011年5月刊 摘要 文章试图追溯美国的建筑师斯坦?艾伦和景观建筑师詹姆士?康纳在景观和都市主义中的实践及其理论叙述。通过对两位合作多年的实用主义建筑师的工作进行粗浅比对，回应为什么要研究景观并进行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问题，来为当代中国建筑界继续深入讨论景观都市主义及其实践法则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基建 景观都市主义 实践 图解 成像术 场域 数字化 ABSTRAC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architect Stan Alle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 James Corner’s practice and theory, I try to mak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se two formerly cooperated pragmatism architects’ works. The essay tries to tell the reason why those two were interested in landscape theory and practice so that Chinese architects and urbanists can discuss deeply in term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rather than just taking methodology for fun in practice. KEY WORD Infrastructure, Landscape urbanism, Practice, Diagram, Imaging, Field, Digital complex, 前言 我们如今看到的许多城市设计实践的提案，多在城市设计基础上融合了景观设计，甚至更多的会讨论农业、生态、可持续循环系统在城市设计中的设置。这其中，斯坦?艾伦和詹姆士?康纳的实践更具有系统性。斯坦?艾伦(Stan Allen)作为90年代到2000年后美国东部的一位重要建筑学学者，他的著作和实践为我们深入讨论建筑学的当代意义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而早年与他合作的景观设计师詹姆士?康纳(James Corner)也帮助艾伦从景观学层面撕开了新的建筑学讨论的口子。而当成都双年展邀请这位跨界的建筑学学者参与“田园城市”的景观学顾问时，我认为有必要从艾伦的景观实践出发，追溯一下他已经通过多年的文本和实践交替的工作，打通并铺设好的景观学和建筑学的理论联系。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下我无法从头到尾对艾伦的理论进行详尽的描述，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关注艾伦和康纳的文本的历史关系，以及对重要关键词的简单阐述，为中国同样做着“类景观”实践的建筑师和城市者们提供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当代语境的论据。 关注城市基建的景观都市主义实践 2011成都双年展的建筑展提出“物我之境”的主题概念。围绕着100年前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城市理念，参与展出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然而，仅仅为一个理论上的城市模型给出付诸实践的战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无从知道这番从100年前的英国渡来、并且还是建立在用英国的浪漫主义方式调整、反思现代主义科学城市规划的模型是不是会在当下的中国水土不服。我们需要进一步向“田园城市”提问。 在这百余份“答卷”中，我找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斯坦?艾伦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他指出要回答在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中反思都市主义的问题，需要把实践的着眼点落实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中。他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建筑师理解城市建设的复杂性以及设计自身意义的途径，基础设施建设比任何其他设计都有能力引发出乎意料的城市效应。而这个位于台北延平的水岸基础设施的设计【图1】，试图在淡水河边创造一个全新形态的公共空间。方案通过调整基础设施的形态，延长了河岸边界，增加湿地生态多样性，创造新的水岸公园，同时在道路的端头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地标性停车楼。 而在另两个城市项目中，艾伦也充分的表达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关注。在韩国光桥（Gwanggyo）的水岸公园设计中【图2】，艾伦通过对两个现存城市水库的重新设计，不仅恢复了水库的生态，也通过构筑新的公园连接人工与自然。而在更早完成的“台中之门”的规划项目中【图3】，艾伦通过整合城市基础设施创造了属于这个城市的新形态的中心公园，以缝补原有机场搬离后留下的城市空隙。 景观都市主义 无独有偶，艾伦早年的合作伙伴，场域操作(Field Operations 景观设计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