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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典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典当业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与其他与小额信贷公司相比，也并无多少优势可言，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发展。对典当行要加强正面宣传，树立良好形象，打击取缔非法行为，塑造有序经营秩序。典当行业自身应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内控机制；经营多元化，开拓业务空间；加强银典纵向合作，发挥比较优势；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效应；加大培训培养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真正成为“发放质押、抵押贷款的准金融机构”。 　　关 键 词：典当行业；历史变迁；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1－００46－03 　　 　　 一、引言 　　 典当是以财物作质押或抵押限期有偿借贷融资活动。“以物质钱，见物放款”是典当融资最突出的特点。我国将典当行界定为非金融机构。出身于“草根金融”的典当行业被誉为“绿色通道”、“第二银行”、“救命稻草”等，足以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典当方便、快捷、灵活的融资特点与中小企业“急、频、少、繁”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在支持生产、活跃流通、方便人民生活、抑制高利贷、打击地下钱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典当较高的融资成本势必只能作为一种“救急”，不应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融资方式。民间资金正通过争办典当行这一运作的平台由灰色地带实现“阳光化”增值。 　　 一、我国典当行业发展的历史变迁 　　 我国典当业的发展历史“萌芽于西东两汉，兴起于南北两朝，成熟于大唐五代，鼎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消亡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复兴于改革当代”。 　　 通常认为我国典当业源于南北朝时期的寺库质贷。唐朝逐渐从单一的寺库质贷演变成民营、官营两种经营模式并举，产生的影响力覆盖到五代十国。宋代典当业更为发达，典当物品的多样化以及寺庙僧办典当行的复苏是当时的两大特点。金代经历时期虽短，但官营典当业发展迅速。元代末期，以寺庙僧办的典当行大规模减少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民营典当业。明代中期，典当业的数量、管理模式、经营范围及抵押品的种类均有显著的变化，被誉为我国典当业发展的分水岭。清朝初期，出现了皇当、官办典当、民营典当三分天下的格局。乾隆皇帝曾给典当业题词：“缓急相通、利国利民”，是对典当最有概括性的评价。清后期和民国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典当业逐渐走向衰败。 　　 新中国成立后，旧式典当业被全部取缔。改革开放以后，为满足不同的经济需求，典当业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当铺――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古老的典当业。从此典当业进入了发展的新纪元，先后经历了“无序发展――规范发展――改革发展――继续发展”四个阶段。1987年12月至1993年6月，典当业处于无序快速发展时期，存在着监管主体缺位、经营混乱、规模偏小等缺陷。1993年6月至2000年6月，典当业大清理与大整合，从混乱逐步走上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之路。2000年6月至2003年4月，国家取消典当行金融机构性质，作为一类特殊的工商企业，由国家经贸委统一归口管理。2003年国家经贸委撤销后至今，典当行划归商务部管理，进入了健康有序、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全国典当实现典当总额1180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动产典当业务占25%，房地产占53%，财产权利占22%；共有典当行5238家（2003年1374家），分支机构535家，从业人员40445人（2003年1.1万人）。 　　 纵观历史，“先有典当，后有票号，再有钱庄”是对旧时代金融业发展过程的清晰描述，共同支撑着我国古代的民间经济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典当凸显新功能：“救急”为主，“救穷”为辅，角色的转换，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今的典当行实质俨然是“发放质押、抵押贷款的准金融机构”。 　　 二、 当前我国典当行业生存现状――夹缝中求发展 　　 在连续加息、存款准备金率提升以及银根持续收紧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度陡增，不仅要面对利率大幅上浮的严峻现实，而且还面临着审批制度严格化、放款周期延长化的挑战，这使中小企业转投典当、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目前在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上，占据50~60％份额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及相应的民间融资机构；30~40％份额被银行占据；留给典当业的份额仅剩不到10％ [1] 。 　　 1. 典当业内部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典当行快速增加，数量过多极易造成内部的不正当市场竞争，低价揽客导致了整个行业收益的下滑，与典当行自身的综合高风险、高成本不相适应。这种恶性竞争有损于典当行业利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 　　 2. 与商业银行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典当融资近似于商业银行短期抵押贷款融资，“差别服务，错位经营”，典当起着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