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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惯习论视阈下农民工公民教育的研究 　　【摘 要】以往农民工公民化研究范式仅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中 选取一两个要素进行研究，忽视了民俗、惯习等文化诸因素。事实上，农民工原来的农村场 域、惯习对他们进入城市场域，形成新的惯习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布迪厄场域―惯习论视角 为城市化进程中，新居城市的农民工及其身边子弟的公民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和方法 论指导。 　　 【关键词】场域―惯习论视阈;农民工;公民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广州大学公民教育、广州市公民教育研究基地项目（2015） 【作者简介】王敏（1964―），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工将成为市民，农民工公民教育变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以往的农民工公民化研究范式仅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选取一两个要素进行研究，忽 视了民俗、惯习等文化方面的传承与影响。实际上，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他们与原来农村 生活场域、生活惯习有着非常稳定的关系，这些都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场域，形成新的惯习起 着非常大的影响。布迪厄场域―惯习论视角为城市化进程中，对新居城市的农民工及其身边 子弟的公民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启示。 一、布迪厄“场域”和“惯习”涵义及二者的关系 “场域”和“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理论体系中的两个核心范畴，在“场域―惯 习”论中，他不仅阐明了二者的基本含义，而且透彻分析了它们的相互关系。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 的，这些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 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布迪厄 认为，这些 “社会小世界”就是不同的“子场域”，整个社会则是一个“大场域”，这个大场域就是由 一系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场域不是实体，而是由各种客观存在的 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空间。这些社会关系是客观的即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而存在的，场域 就是关系的系统。 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 移的禀性系统”，是行动者与社会生活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存在于行动者个体身体上及 其心灵中，也反映了其生存、生活的社会结构的特征，是行动者的先天因素和“后天”的社 会实践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第二性”特点。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 随经验而变，并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 但不是永远不变的。”[2]惯习是随经验而积淀的产物，同时也是动态开放，接纳 改变的。总而言之，惯习具有态度、外表、姿态、习惯、心情、观念及性质等多重现代语言 含义。它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行为方式。 布迪厄在其实践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深刻论述了具有客观性的场域和具有主观性的惯习 之间相互依存与能动反作用的关系。第一，场域和惯习相互依存。场域与惯习相互对应，有 什么样的场域就有什么样的惯习，不能把在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去， 各场域的惯习不能彼此通用、通行。第二，场域制约其内部惯习，而惯习对制约它的场域又 具有能动的认知和重构作用。“一方面，这是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 ，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 ，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 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知识的关系取决于制约的关系，后者先于前 者，并塑造着惯习的结构。”[3]而且“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 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4] 二、农民工公民教育的本质与最终目标是其场域―惯习的公民化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介乎于社会与个体的中介，社会学应该以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 究中间场域，来把握两头的个体行动和社会。在中国，农民工是介乎于农民与城市市民社会 的中间阶层。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公民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关键 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工的公民化。 1农民工与现代公民本质上的区别是场域―惯习上的差异 “农民工”概括地说，“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仍保留农村户籍，但脱离土地劳动， 而以其他非农产业为生的劳动者。”[5]有人认为，农民工已经是现代人，不需要 进行公民教育了，实际上，农民工与现代公民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去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