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包钢第一中学2016-2017学年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含答案()》.docVIP

PAGE PAGE 1 第Ⅰ卷 阅读题（70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9分，每小题3分） 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自然属于历朝的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这些法典前后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法典中的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块由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条款组成，一块由旨在保障国家的秩序、安全与正常的行政管理条款组成。前者大体关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军事、狱讼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等。而有关谋反大逆、杀人、盗窃、侵害的条款兼涉两块内容。但即便主要作为“刑法典”的历代法典，其“形”也不完全“一刑独大”，唐律十二篇中，真正关系到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从结构就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律的中心意图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分七篇，分别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按照《周礼》所设置的治理模式来排序，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理想一致，万物统一于“道”中，人间的秩序得以与道的规律相对应，法典篇目秩序的排列，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定。 广义的法律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其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乃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诚如《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借管子之言所称的那样：“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而《唐律疏议》的序言中则把教刑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故而唐代立法者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其意在促使人们恪遵德礼，以臻“至善”之化境。虽然儒家大体上强调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故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自觉，然而现实生活中总有悖理违礼之事，此时纯靠自觉难以匡正人心、厚风俗，故而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之力。所以古代从来不将法律视为政教之末，而以“用”名之，“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四库全书提要》）即指此意。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惩恶自不必问，但凡刑律所加，针对的对象必为于伦常纲教有违之人。不仅如此，传统法律往往还变现在看来纯粹是道德的义务为法律义务。譬如《唐律疏议》的“贼盗”一篇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立法者考虑到了人的能力，通常情形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因此更应该有道德践履的勇气。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设置刑事责任，正在于提倡一种公序良俗。 更有甚者，刑罚为政教之用传统法律中，很多条款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概率不大，甚至在其设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执行。比如历代法典中有“同姓不婚”条，但是似乎从未被实践过。另外，诸如亲属之间的许多行为，虽被规定为犯罪，但是实践中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做法，实际上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明白，设置此类规则之真正意图，乃在于提出一种治国理想，希望民众向此努力，更多地带有一种“宣教”色彩。 （摘编自宋玲《“正人心”与 “厚风俗” ——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1．下列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七篇律法的顺序，是按照《周礼》中的治理模式来排序的，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致的。 B．传统法律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劝善惩恶。对那些不能严格自律、做出悖理违礼之事的人，必须借助法律的威慑力。 C．管仲的“治教化则人心正，人心正则天下无贼。”这说明他将法律视为政教之用，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恪遵德礼。 D．传统法律常常把今天看来属于道德的义务规定为法律义务，如唐律对见义不为的行为就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法典中关于孝道、婚姻、立嗣与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道德教化，兼有保障国家秩序、安全等作用。 B．唐律十二篇中，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四篇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刑”的实体法，而捕亡、断狱两篇类似于现代的程序法。 C．尽管古代律法将见义勇为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但在立法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人的能力差异，不搞“一刀切”。 D．历代法典中都有“同姓不婚”的条款，但因为在实践中都遵循“民不告官不举”的原则，所以违反这一条款的人大都没有受到处罚。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律规定对见危不作为者施以杖刑，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个体要接受社会这个特定团体赋予每个个体的义务要求。 B．中国历朝历代的立法者都不追求“一刑独大”，其制律并不在纯粹意义上的“刑”，“刑”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有敬畏意识。 C．《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