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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化歧路灯的研究 　　1980年，栾星先生的校注本《歧路灯》问世，形成《歧路灯》研究的第一个热潮。1981年、1982年、1984年分别在郑州、洛阳、开封召开的三次学术讨论会，又出版了两本《歧路灯论丛》，就是显著的标志。尔后，研究《歧路灯》的论文虽然年年在发，中国知网显示30年内共有记录241条（有的还是弄错了的），年均不到10篇。2004年后虽多了起来（最多的是2007年，25篇），考虑到多为博士、硕士论文，与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要想深化《歧路灯》的研究，首先要反思的是：什么原因妨碍了《歧路灯》的传播？ 　　记得《歧路灯》刚推出时，媒体纷纷喝彩，《光明日报》1981年5月19日报道的标题是：《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出版》；香港《文汇报》1981年8月2日雁枫文章的标题是：《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1月12日王孝廉文章的标题是：《〈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台湾《联合报》1983年1月12日曾敏生文章的标题是：《再放光芒的〈歧路灯〉》，等等。这类过于炽热的“埋没”说曾经引起一些反感，蓝翎在《“埋没”说质疑》中就说：“《歧路灯》是明清‘人情小说’传统的一股逆流，是一部从人物故事到语言艺术都缺乏吸引力的古代小说，无论作者的人格还是作品的风格都难望《红楼梦》之项背。”言下之意，大有《歧路灯》被“埋没”是“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