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古今译者风格的研究.docVIP

大地古今译者风格的研究 　　摘 要：翻译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译者风格影响译文表现形式，对译者风格成因的比较研究能够揭示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力。通过比较赛珍珠名作《大地》的最早和最新译本，运用语料库手段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发现译者风格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而丰富国内的译者风格研究。 　　关键词：译者风格；译本比较；语料库；《大地》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lk）的《大地》是一部用本国语言描写异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与一般外译描述他者不同，中国题材外语文学作品的中译是对民族自我形象的一种自我构建。中国译者在翻译这类文学作品时，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凸显译者风格，根据自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重新整合西方作者塑造的中国形象。 　　原作出版后第二年，上海黎明书局率先译出此书节本，以《福地述评》为名，复旦大学教授伍蠡甫翻译，并用社会经济学的方法加以评述。其后，宜闲等六位大师曾翻译过该作品。在赛珍珠去世的37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王逢振等翻译的《大地三部曲》。伍蠡甫翻译时值白话文向现代文学语言过渡的转型时期，译者为了达到特殊的政治目的，必然要凸显自己的译者风格。将伍蠡甫的译本和现代译本进行比较有利于进行译者风格研究。本文运用语料库手段，考量伍蠡甫、王逢振（以下分别以“伍”、“王”替代）的译本在词汇总量、类符/形符比和高频词汇的异同，探寻译者风格差异形成的原因，以期丰富国内的赛珍珠和译者风格研究。 　　1 国内外译者风格研究 　　译者风格研究源于国外，为此奠定理论基础的是Lawrence Veunti，他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倡导“译者在译本中凸显自己的风格”，[1]Jeremy Munday提出关注译者在语言层面上的一系列选择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模式，强调了分析和解释译者风格产生原因的重要性。[2]中国对译者风格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冯庆华，他在《实用翻译教程》专门探讨了译者风格。[3]利用语料库进行译者风格研究的第一人是Mona Baker，她利用语料库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译者风格。[4]除了Mona Baker，Munday以外，西方翻译学界以语料库翻译学为视阙展开译者风格研究的还有多人，如Charlotte Bosseaux（2001），Meave Olohan（2003，2004），Kirsten Malmkjar（2004）等。[5]目前，国内运用语料库手段进行译者风格的系统研究尚少，本文进行跨时期的多文本对比研究，弥补国内注重对单个文本进行批评分析的不足，丰富国内赛珍珠和译者风格研究。 　　2 译者风格的实证性分析 　　（1）字数统计。对《大地》两译本的总字数进行研究，可以初步了解译者的风格差别。根据翻译公司长年实践，翻译中汉字字数与英文词数比例一般在1.6：1左右。偏差较小，说明作者大体忠实原文，反之，则说明译者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删减或是加入自己的旨意。通过统计发现，赛珍珠原文总字数为114695，中文译本的字数应该在183512个左右。“王”译的字数为164556，基本符合中英文翻译词数比例，而“伍”译本的字数仅为27371。由此可见，“王”译篇幅较大，内容详尽，更加贴近原文，而“伍”译则更加简洁洗练，但文意传达不够清晰。翻译受到时代和译者目的影响。“王”逐句翻译全篇，旨在再现原文。“伍”译时值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国内救亡图存的情绪空前高涨，文艺界以翻译为先锋，力图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革命理念乃至语言方式，以期“开民塞、启民智”，译者只求多产不求品质。因此，译介类翻译层出不穷，《福地述评》便属此类。 　　（2）类符/形符比。类符/形符比（TTR）可以反映语料中用词的变化情况。王克非教授指出，在语料库规模相同的前提下，TTR比值越大，说明该文本所使用的词汇越丰富。反之，则意味着译者使用的词汇量较小，词汇重复率较高，承载的信息量不够多。[6]比值的差距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不同译者的用词习惯和翻译风格。由统计可知，“伍”译形符数为17881，类符数为3032，TTR为17%，“王”译的形符数为104161，类符数为7858，TTR为8%。“伍”译比值明显高于“王”译。说明“伍”译词汇丰富度最高，词汇使用富于变化，用最少的字承载出了最多的信息，可谓洗练传神。而“王”译对意象的表达没有那么简洁，可能会使译文结构不够清晰，需要有一定阅读水平的读者才能驾驭。 　　（3）高频词汇。由于生活经历和教育水平不同，译者词汇量有差异，习惯使用词汇也不同。通过分析高频词汇，可以看出译者翻译的侧重点，分析得出不同的译者风格。本文提取了译本的前五个高频词汇（括号中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