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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17 发布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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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风义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CUHK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43 (5): 392–397 (2005)
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
平生风义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
吴征镒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My long-lasting and highly-cherished friendship with Dr. S. Y. Hu
WU Zheng-Y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China)
胡秀英女士过了年就是九十七岁,她整整大我八岁多,算来是前清光绪三十四年生
(1908年), 即辛亥革命前三年。她无疑是中国植物学界的老大姐,论理应该列于老师辈,但她
又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博士,所以中国植物学界都尊称她为胡博士( 以下均用此
称呼) 。但看她的学历是1933年在南京金陵女大(Ginling Girls’ College)毕业,而正是该年我
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于对日抗战之初毕业。如此说,却又可以算同辈,那就作“师兼
友”吧!
我们本有机缘在抗战前相识,因为我的大哥吴白匋、二哥征鉴、五哥征铠都是南京有名
的教会办大学金陵大学不同系中毕业的,该校和金女大是姊妹校,相距很近,我五哥还和她
同届毕业。何况我还有一位尚未识面的老师,当时金陵大学生物系教授A. N. Steward 的植
物学助教焦启源(C. Y. Chiao)先生。然而终于没有,这原因恐怕只能从出身上去找,无他,只
是因为她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由教会奖励资助,才勉强大学毕业的,毕业时就已二十五岁,
又南下到岭南大学深造。我呢,总算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虽说是已经破落,北上清华
时也已靠五哥半薪资助和领清寒奖学金。几年中我经南京去北京只是一过而已,很少耽
搁。
抗战八年中,我只身从宁夏、内蒙,辗转万里到昆明,随即只能困守昆明。李惠林先生倒
是有缘会着一面,因为他从苏州东吴大学流亡成都后,经昆明出国留学, 曾到西南联合大学
的以洋油箱横放代替标本柜的“标本室”,访我的老师吴韫珍先生,在他参观标本室时我们
见过一面。胡博士当时在成都以西采药,采标本,虽可能后来出国时也路过昆明吧,我却从
来没有听到或许她当时并不认识的小同乡郑万钧先生提起过她,更无缘见面了。其实我的
老师吴韫珍先生(上海青浦)和我(江苏扬州)都是她的大同乡,应该是有机缘相识的,然而终
于没有,这或许是我们都没有教会关系的缘故吧。这里还有一个机缘,我未抓住。1946年,
李继侗老师曾为我向哈佛大学要来一张申请留学的表格,我当时一要革命,二无分文路费,
没有申报,但如果负笈美国,说不定也就回不到祖国的怀抱了。
解放后,我在国内,胡博士在“美帝”封锁线那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然而这时,国内
开始计划编辑《中国植物志》了,机缘来了。忘记是哪一年,也不记得经过什么路线,总在
1958年,我“跃进”到昆明以后, 国内获得了一本胡博士独立写成的“Flora of China ”的锦
葵科Malvaceae(1955年出版) 。记得这本书是红封面,不太厚,仅100页,带图。当时我曾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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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02 收稿, 2005-08-10 收修改稿。
5 期 吴征镒: 平生风义兼师友——胡秀英博士素描 393
鉴定过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锦葵科标本,觉得很有用,很好用,文献也引证很全,直到变种、变
型。要找碴儿,只是我认为纪念采集者王启无的Hibiscus wangianus S. Y. Hu 的花期标本,
就是我们已采到果标本,并证明是云南至中南半岛分布的大萼葵Cenocentrum tonkinense
Gagnep. 。这也难怪她,因她所根据以成志书的标本,主要是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的标本,
虽然丰富,究竟没有国内之齐全。然而那时,正是左倾思潮泛滥,又在“美帝”封锁中国期
间,老实说,心里还在疑惑,莫非“美帝”在和我们竞赛出《中国植物志》吧?!感到要将压
力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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