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治理的模式创新关键点.docVIP

当前中国治理的模式创新关键点 　　对于处于制度转轨、社会转型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来说，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以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转变职能，铺设普遍服务网；社会治理模式应重塑劳动者本位，走向公民社会；文化领域应破除落后的宗法制度和乡土文明，实现文化的自主创新和精进。 　　铺设普遍服务网，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能够使国土范围内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平等的人文基本权利，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基本的同质的公共服务，分享现代化的成果。社会能够在低成本、稳定状态下运行。应该说，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安全底线，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是社会复合转型顺利进行的保障。而要实现社会普遍服务，需要政府由监督控制型政府向激励服务型政府彻底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就是要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和计划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和市场本位体制转变；由“无所不为的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传统的行政方法为主向现代的以法律、经济方法为主，行政方法为辅转变；由传统的审批管制型管理模式向公共服务型管理模式转变。 　　服务范围不再是无所不包。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政府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形成了政府全能主义。在服务型政府中，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和社会，政府是对市场及社会功能缺陷的弥补，政府职能都是助动式或补位性的，属于“服务”的范围。对于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项，政府应坚决“让位”。 　　服务手段不再是单一管制。服务型政府并非全部取消管制，只是这种管制应是有限度的，受法律严格约束，有固定的范围、程序和明确的责任机制，是为服务而管制，而非为管制而管制。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并不单纯依靠管制手段，政府应该在政策法规制定、调控监督和提供各种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服务主体不再是唯一的政府。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政府已无法成为唯一的治理者，它必须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民众和私人部门一起来共同治理，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公共服务主体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网络，政府不再是享有独一无二权力的垄断者，其角色应从高高在上的权威分配者、规制者和公共物品唯一的提供者转变为利益调解者、激励者与合作者。 　　服务重心不再是权力本位。在服务型政府中，政府不再是奉行权力本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是公众驱动的政府。权力本位变为“顾客导向”，致力于以“无缝隙”的方式满足公民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追求零顾客成本。 　　服务文化不再是管制文化。构建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重塑行政文化，铲除管制文化的舆论和心理基础，创建“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文化，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顾客意识”，即要站在公众立场思考，一切从公众需要出发，一切以公众需求为转移，把公众满意作为政府服务质量的核心，与公众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 　　重塑劳动者本位，走向公民社会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社会形成了森严的“有形”等级制度和“无形”等级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广大人民相对于少数贵族来说，只能是活动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阶层，“草民”、“子民”和“臣民”已经在字面上道明其地位。迫切需要重塑劳动者本位，保障公民权利，走向公民社会。 　　“官本位”思想是指仅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基本标准，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思维方式。以官为本，或者说官处于中心位置，是说一切话只有当官的说了才是真理，一切事只有当官的干了才是符合政策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做官。官与权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官本位实质上也就是权本位，有权就有一切。这种与民本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在历史潜移默化的演绎中逐渐根深蒂固，并且有继续抬头的趋势，迫切需要去除“官本位思想”，重塑劳动者本位。 　　公民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社会。任何一种与每位公民相涉的社会行为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都要以对作为当事人的每位公民的自主意识的认可为前提。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公民才能享受到作为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影响到国家的决策。 　　公民社会可以起到加强民主的作用。活跃的公民社会尽管不是民主存在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通过第三域公民社团，可以监督控制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通过参政议政质疑和改革现有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可以使分散的个体声音集合成强大的集体声音，这样，既可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又可防止少数人的专制。而国家层次上的现代民主制却不能提供经常的公民生活形式，只有居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公民社会的广阔空间才能为公民提供实践民主、开展公共生活的场所，从而也使自己成为公民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不仅如此，公民社会还可以发展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