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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研究在沉潜中前行 　　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中国大陆产生重要影响的话，那么，今天它已是花开两朵，各自成枝：一枝喧嚣，一枝沉静。在社会生活层面，“性别”已不再是陌生的话题：民间/半官方的以女性为目标群体的维权组织、工作坊以及LGBT[1]（性少数群体）团体蓬勃涌现，各种以性别为名的艺术活动也屡屡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2]；而在学界内部，有关性别的探索始终持续。例证之一便是《南开学报》定期开设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专栏[3]。 　　高校学报设立专栏是颇为常见的现象，但坚持多年定期刊发且始终保持高质量高水准，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切实推进作用的，未必多见。近10年，“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专栏不仅贡献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性别研究的实绩，在本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它的存在本身，亦是性别研究实践进程的一个“标本”，可以作为观察学院内知识生产的视点之一。 　　一、因性之名：基本理论的辨析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女性文学从建立之初就对涉及本领域的基本概念进行追问。20世纪9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和学院化进程加快。新世纪前后，部分高校开始了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招收和培养，标志着女性文学学科化进入新的阶段。由此，重新辨认、梳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将其与本土经验结合，搭建具有“在地性”的理论框架，不但是接受、消化西方理论的自然过程，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南开学报》性别研究专栏自开办之时起，陆续刊发了多篇有关“女性文学”基本概念辨析和探讨的文章。 　　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一文，集中讨论了“女性文学”概念。作者在梳理、分析现有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应以“女性主体性”作为女性文学的核心本质。她认为：“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其后，在赞成、认可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李玲进一步阐释了女性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她处理了刘文未来得及深入涉及的女性主体性内部层次问题，认为“作为确立女性文学内涵的女性主体性，应是专指隐含作者的女性主体性”。[4]尽管相关论述有待完善，但以“女性主体性”为核心的女性文学概念，无疑是本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收获。由此出发，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起点及现代性品质得到比较合理的阐释。 　　进入21世纪后，王卫东、曾静对“女性文学”进行了再思考。他们认为，“女性文学研究不应再执着于‘女性文学’应是什么，而当把注意力放在女性文学如何表现；将从作品和创作现象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真正了解、把握和引导女性文学的发展，使女性文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5]如果略去对这一具体观点的商榷，仅着眼于焦点的变化――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到“暂时搁置”的建议，可以看到，从女性文学“是什么”转而聚焦于“怎么办”，显示了开展研究的不同思路，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女性文学外在生态环境数年间发生的变化：刘思谦、李玲自觉致力于探询建立女性文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合法性和学理性，借助对男女两性区分意义的强调，凸显女性文学在文化结构中所遭到的压抑和遮蔽，试图为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创造“浮力”。随着女性文学研究多维度的发展，研究者基本走出了被迫诘辩的窘境，开始拥有相对稳定的研究边界，男作家的创作现象同样成为考察对象；相关研究得以向纵深展开，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探讨性别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构成、时代风貌等论题，女性文学拥有了更为开阔的批评空间。专栏文章中，屈雅君关于“社会性别”的辨义、车铭洲对“现代女性主义”的反思等，同样具有相对纯粹的学理色彩[6]。 　　二、万物生长：“性别”作为方法 　　就像神话传说中拥有第三只眼睛就可以穿透皮相、辨明是非一样，性别视角的引入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很自然会受到其他研究路向的影响。比如，从专栏刊发的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再解读”思路的浸染。 　　“再解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甚大的研究方式。“这一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重读的对象都不被视为封闭的文艺作品，而被视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也就是交织着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场域。”[7]亦如唐小兵那本同名论文集的副标题（“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所昭示的那样，“再解读”研究思路最初主要为重新看待左翼文学/文化提供了方法。在性别研究领域，“再解读”也多与左翼文学/文化研究相结合。继孟悦的《白毛女》研究之后，贺桂梅对“四三决定”的钩沉、李振对延安文学中“革命婚恋”的重读，都再现了革命意识形态中性别问题的复杂处境[8]。不过，应用于性别领域的“再解读”进一步突破了左翼文学研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