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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效用主义的研究述评 　　【摘要】传统效用主义学说发展到当代，内部逐渐分化为行为效用主义与规则效用主义两种主要理论学说。其中行为效用主义因直接将效用原则应用于特殊的行为而遭受较多的批评。规则效用主义将效用原则运用于检验道德规则的正当性，再以这些道德规则作为判断具体行为的标准，以求对效用主义所面临的各种批评提供更为有力的解释。 　　【关键词】行为效用主义 规则效用主义 常识道德 　　传统效用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思想，最早是由边沁和穆勒提出并确立起来的。传统效用主义基本思想和原则非常简单：一个行为是否正确，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否符合社会上与该行为相关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简单明了的原则使传统效用主义在拥有诸多优势的同时也饱受批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当代很多学者对效用主义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行为效用主义与规则效用主义为主的当代效用主义规范伦理学说。其中行为效用主义与传统效用主义有着更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也遭受较多批评。 　　行为效用主义 　　从理论上来看，行为效用主义直接将效用原则运用于个人的特殊行为，根据波依曼的定义：一个行为，若在所有可能选择的行为中，能获致最大的效用，该行为就是对的。例如，甲要在A与B两种不同行为之间进行选择，如果采用A行为能比采用B行为获得更好的结果，那么甲选择A行为，就是道德上正确的。 　　按照这种思路，行为效用主义在对个人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解释时遭到了严重的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行为效用主义面临的最主要的批评，即根据行为效用主义，一个行为只要能够满足最大效用原则就是道德的，甚至是道德上必须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严格贯彻这条原则会导致对个人正当权利和利益的否定。汤姆森著名的“器官移植”（有时也称为“杀一救五”）例子曾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 　　行为效用主义会导致“超道德”的道德要求。行为效用主义主张人们应该采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幸福的行为，假设对灾区捐款时你能捐赠1000元，而你却只捐了200元，你的行动就变成了不道德的了，这显然超出了日常道德的要求。 　　在决定一个行为正确与否时，行为的效果并非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审视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可以发现：最佳效果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行为，而正确的行为，也并非总是最佳效果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考虑行为的动机等其他一些因素。 　　快乐并非唯一有内在价值的欲求对象。传统效用主义学说都预设了人类趋乐避害的本性，并将快乐看成是世界上唯一有内在价值的和值得欲求的东西。这一看法似乎和我们的直觉会有冲突，比如很多人也认为知识、真理、美等等也具有内在的终极价值，也是自身值得追求的东西。这一观点以诺奇克所举的“快乐机”的例子为代表。 　　行为效用主义漠视常识道德，致使行为效用主义在实践中难以应用。 　　破坏个人行为的“完整性”。社会价值是多元的，每个人在实践行动中也各有各的偏好和取舍，这些偏好和取舍构成了我们的个性，但是它们有时并不一定符合效用原则的要求，行为效用主义片面强调效用最大化，因此，可能导致我们的行为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意图无关，从而破坏个人行为的完整性。 　　规则效用主义 　　针对行为效用主义所面临的难题，许多哲学家提出规则效用主义理论。规则效用主义不直接将效用原则运用于特殊的行为，而是将其运用于检验道德规则的正当性，然后再以这些道德规则作为判断具体行为的标准。根据学者们对规则效用主义的定义，可将其归结为：在相同情境下，在所有可供选择的行为中，哪一种行为规则能产生较大的普遍效用，则该行为就是对的。 　　规则效用主义的发展是沿着三条思路展开的。一条思路是保持效用原则的不变，通过诉诸经验规则的办法来解决行为效用主义所遇到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发展起来的规则效用主义被称为“简单规则效用主义”。第二条思路是试图将效用主义和康德的义务论结合起来，以霍斯伯斯的理论为代表，希望通过效用原则和义务论原则的互补来避免行为效用主义的问题。第三条是整体论的思路，也就是布兰特的规则效用主义，他主张将一个社会接受一种道德体系所产生的效用和接受与其竞争的道德体系所产生的效用相比较，能够产生最大的幸福或福祉的道德体系就是我们决定一个具体行为道德与否的根据。在这三种思路中，以布兰特的理论最为著名。 　　布兰特认为简单规则效用主义将具体的规则和效用原则相竞争，导致出现了“外延等值问题”，即可能从局部看，效用最大化了，但从整体上看，社会的整体效用却小了。霍斯伯斯的规则效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问题，即仅仅考虑具体规则的辩护问题，而具体的情形千差万别，如果要尽述这些规则就会导致规则太多的问题。而布兰特试图从总体上考虑一个道德体系的效用主义辩护，他希望这种整体主义的思路可以避免以往效用主义的种种问题。布兰特认为：“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