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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共治全面从严治党新的模式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上率下、层层推进，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综合分析比较可见，五年来从严治党已经形成了德法共治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博采东西方文化之精华，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党的建设本身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继承与超越：德法共治党建模式的历史发展 　　1.中国共产党德法共治的党建思想 　　毛泽东时代党内法治建设可圈可点，但相比思想建设而言，不占主导地位。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将农村环境下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政党成功改造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依然循着思想建党的思路探索执政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但客观上并没有取得像战争年代的预期成效，及至后来甚至陷入了“左”倾错误的泥潭。 　　思想建设不可取代，但并非万能。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建党的构想，“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反腐败斗争中，邓小平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法制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党内的思想建设也是“两手抓”的内容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道德失范加剧、腐败现象严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无论治国治党，德治和法治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可谓“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各有优势与不足，唯有相互补充良性互动，才能保证各方均衡协调发展，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2.习近平的继承与超越 　　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至此，德法共治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而要实现依法治国，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党内的德治，二是党内的法治。如下图所示，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是有良法，通过良法实现善治。纵观世界各国走上法治现代化的共同历程可见，良法均是由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执政者来制定的，否则法律就可能沦为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很难想象，一个失德的社会、一名失德的官员能够制定良法实行善治。因而对于执政党而言，尤其对于还没有建成法治国家的执政党而言，此时德治居于首位，亟须造就一批境界高远、崇德尚法的领导骨干。同时是否严格执行良法乃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依法治国就必须首先推行依法执政，而要依法执政，就必须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先在党内实行法治。 　　依法治国良法高度自律精神的执政者党内德治 　　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党内法规 党内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属于党内的德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属于党内的法治。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中央分别出台一《准则》、一《条例》，将德法共治的党建思想贯彻到党的制度建设体系之中。可见德法共治党建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需要，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用党内法治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 　　德法共治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成果，但不同时期不同国别又各有侧重。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毛泽东时代重视德治，其思想建党侧重世界观教育，侧重党员思想的“无产阶级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德治，除了改造世界观之外，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党性修养，同时也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放在突出位置。相比毛泽东，邓小平更重视法治，他提出的制度治党又侧重于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的制度治党在继承中国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权力监督理论和法治精神，更强调党内的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及其根本地位，强调“守纪律、讲规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且将德治目标融进党内法规，以德治推进党内法规建设。德治和法治的融会贯通，整体推进，开创了党的建设的崭新局面。可见，无论是德治和法治的关系，还是德治与法治的内涵、推进的方式方法、实践的社会成效等方面，德法共治的党建模式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这种融会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开放胸襟、将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相对接的政治智慧，是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显著标志。 　　二、战略与战术：德法共治党建模式的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