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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蒋光慈创作的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将新世纪以来对蒋光慈的研究从“革命文学再谈”、“俄苏文学对蒋光慈创作的影响”、“文本的继续解读”和“多元化的研究”四个方面进行分类归整,试图找出新世纪以来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蒋光慈 革命文学 俄苏文学 多元化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蒋光慈的创作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早期革命文学的缺陷和实绩,短暂的创作人生和种种非议并不影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事实,作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各个时期对其评价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联系,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90年代末以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研究角度也逐渐多元化,本文截取2000―2009这十年间对蒋光慈创作的评论,来探究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一些特点。 　　 　　一、革命文学再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革命文学是典型的政治化的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的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体现为文学为政治服务,是“粗暴的呼喊”。谈及早期的革命文学就不得不提到蒋光慈,作为第一个大力倡导并以文学实践蜚声当时文坛的作家,新世纪的评论者也试图重新审视蒋光慈的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的评论者从叙事学角度对蒋光慈的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革命与暴力的相关的政治想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蒋光慈要求文学必须按照一种意识形态的原则来创作,文学写作的前提由先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来裁度”[1],这里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真理性的倡导抢占了道义上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是作家对西方革命产生的理论的简化,但这也让革命陷入虚无和荒诞。《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和《1928:“革命文学”合法性论证》都认为蒋光慈模式的流行无外乎迎合了作为当时文学主要接受者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阅读趣味,单纯的革命目的和通俗的语言,再加上“革命加恋爱”这一永恒的主题,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作者指出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政治意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表现的自觉、强烈和鲜明”[2],所以作家对社会政治的反应也比以往更及时,像蒋光慈这样艺术成就不高的作家也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是在那个革命高于文学的时代,蒋光慈将党的工作与文学活动摆在同等地位,是行不通的,其引发的创作模式也被茅盾等人批判,被认为“流毒无穷”。 　　蒋光慈作为“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开拓者,对其研究自然离不开对这一模式的评价,这也是研究者惯于切入的角度,这一曾经在文学史上饱受争议的文学模式,在新的世纪仍然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且试图从新的角度进行解读,给予新的评价。《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认为“革命+恋爱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叙述,它本身就是当时革命者的‘真实’生活经验”,[3]将蒋光慈模式定义为“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在情节方面对表现为革命的驱动力来自恋爱,或用革命补偿恋爱的失败,这一方面呈现为“叙事结构上‘革命’/‘男人’的能指替代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革命’/‘美’在能指层面上的对立”。《革命加恋爱新探》中,作者赞道20年代革命作家将革命与恋爱的问题杂糅在一起来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超前的创造,隐寓着极大的接受潜力”[4],这一模式的盛行对当时新兴的“革命文学”的普泛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位研究者则认为“革命加恋爱”模式打动人心的一面更多地体现在被否定的一面里,“在桎梏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爱情的表现范围”。[5] 　　 　　二、苏联文学对蒋光慈创作的影响 　　 　　蒋光慈曾经留学苏联,这一经历决定了苏联文学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蒋光慈小说中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选择》指出起源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和起源于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在蒋光慈小说中皆有体现,这表现在“其小说在述说革命斗争事件时,个人恐怖与集体斗争实现了巧妙的结合”[6]。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无组织性和面对现实的苍白无力使得蒋光慈更多地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念,早期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化为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的胜利梦幻和光明前途”。《错位性:20、3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接受俄苏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俄苏文化与蒋光慈革命叙述的二重变奏》异曲同工地认为蒋光慈的早期作品虽然简单、粗率,但是他在不断地接受优秀作家尤其是俄苏作家的创作方法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并认为出现这个转变的原因是大革命的失败。前者认为蒋光慈的创作虽然在理论上接受的是苏俄的文学理论,但是在艺术借鉴上接受的却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7]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及蒋光慈自己的创作局限性,这个转变受到了诸多非议。后者指出其后期作品中越来越能体现出其个性特征,作家认识到个人化的重要性,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手法,艺术手法上更为成熟,使人作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