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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胡风的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21世纪以来对胡风研究的新的倾向主要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现代性解读、胡风的编辑理想及对公共领域的开创、胡风知识分子人格构建、胡风在狱中的潜在写作。 　　关键词:现代性 编辑理想 人格构建 潜在写作 　　 　　50年代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胡风集团案”使得胡风被视为“反革命分子”。1980年末为胡风平反以后,研究者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多从政治上为胡风平反。基于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再一次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回归到胡风文艺理论本身,研究者在现实主义的范畴之内来界定胡风的“独特性”:严家炎首先提出了“体验现实主义的概念”[1];魏绍馨以“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2]界定胡风的文学观;梅琼林突出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启蒙性”[3]。他们都揭示了胡风高度强调文学创造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求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与现实客体通过相生相克达到互相融合。研究者还集中研究了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关系。 　　21世纪随着思想解放而来的是西方文艺理论的涌入以及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不断整理,以开放多元视角研究胡风,新世纪以来新的倾向主要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现代性解读、胡风的编辑理想及对公共空间的开创、胡风知识分子人格构建、胡风在狱中的潜在写作。 　　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人们往往从现实主义来分析,没有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把握其质的规定性。华中师大黄曼君的《现代?反思?延异――胡风与七月派现代性重读》[4]以现代性视角研究胡风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反思性和延异性,认为胡风现代性特征受到遮蔽,一是因为他重铸民族灵魂的启蒙理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发生冲突;二是政治对学术独立品格的干扰;三是“了解之同情”历史意识的缺乏。黄曼君引用德里达的“延异性”,认为胡风文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深层次地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学说;胡风疏离革命权力话语中心而进行的创新和突破,反抗与出走,类似“理性和疯癫”二元对立结构中被理性压制和排斥的疯癫概念。胡风还注重学科内部不同层面的互相开放,理论与创作的密切互动。 　　南京师大的王文胜《现代性的选择与失落――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阐述》从建国后“十七年”在“现实主义”被进一步规范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灵魂”遭到否定,“典型”这一概念被改造的背景下肯定了胡风的现实主义观,重视作家主体,关注作家的灵魂,拥抱客体时激荡起的深刻变化,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要求的“人的生成”品格。 　　二.胡风的编辑理想及对公共领域的开创 　　研究者从胡风作为杂志编辑的身份来探讨胡风同人杂志方案与主流意识形态刊物的分歧,胡风的编辑理想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他的身份认同发生危机,这些构成了胡风被批判为“异端”分子、“宗派主义”的内在原因。 　　具有代表性的是北大王丽丽的《胡风编辑策略中的“异端”因素》[5],该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认为以《七月》和《希望》这两大刊物为核心的编辑组织活动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公共领域”的文化小生态,促成了结社和言论自由的私人性和自由性的空间。胡风被“宗派主义”“异端”的罪名被剿灭也是因为胡风集团这一文化小生态的运作方式对意识形态的统一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种“公共领域方式”与意识形态方式构成了冲突。 　　上海大学的孙晓忠《未实现的可能性――胡风关于建国后文艺报刊的想象及其他》从杂志方案的分歧和胡风的身份认同危机两方面探讨胡风悲剧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各种“国家刊物”等与胡风倡导的同人刊物产生矛盾,另一方面,该文引入泰勒的“身份认同”,胡风的身份由于对“五四”理解的差异和党内党外的误认一直被扭曲地“承认”。 　　三.胡风知识分子人格的构建 　　一直以来多用“主体性”和现实主义概念来描述胡风理论,“主体性”具有两重性,既指人格自我的主体性,又内含区别于自然客观物质性的社会整体主体性,所以无法与侧重“主观精神”的作家个体人格论的胡风理论相契合;而“现实主义”是一种无限延伸、反复套用的思想,胡风的理论思想核心“主观战斗精神”不仅体现在其文学创作层面,也是其生命实践的过程,表现了胡风人格建构意识的充分自觉。 　　吉林大学张玲丽的《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型人格建构思想》[6],指出深受鲁迅影响的胡风正是在对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批判与对人民启蒙的思路上提出了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命题的文学主体论。这种主体论从文化角度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斗争中的先锋地位与桥梁作用。“胡风把作家是否有人格力量作为能否进行文学活动乃至文化建设的前提来看: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谁才能突入生活,才能和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