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史导论（夏蓉）近代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教学材料.pptVIP

1902年6月26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7月27日，上海《中外日报》再次刊登了这则广告，并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世界最文明之征婚广告》。 征婚者为“南清志士某君”，内容如下：“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联系方式为“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 林宗素写信给《中外日报》，指出，这位征婚的男士依旧不脱旧时大男子主义习俗，他未曾自报家门，而对女子要求颇高，是“将女子当作奴隶”。 1905年7月5日，留日学生王建善在上海《时报》刊登了一则题为《通信结婚法 敬告女同志》的征婚广告。主张“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质疑问难，徐仪订婚”，并宣告，“创法请自我始，敢告女同志，如欲与余通信，可照下开住址邮寄，信到誓不示他人，并望亦示地址。”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提出的择偶条件：1.女子须不缠足者；2.须识字者；3.男子不娶妾；4.男死后，女可再嫁；5.夫妇不相合，可离婚。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和黄仲玉在杭州举行婚礼。婚礼中西合璧，新旧交错。他们不按浙江风俗挂福禄寿三星画轴，但挂上绣着“孔子”两个大字的红幛，仍笃守尊孔旧习。闹洞房也一改成规，由来宾发表演说。 “就学行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而言，总是平等。” ——蔡元培 1912年9月蔡元培携夫人黄仲玉及女儿、儿子在德国 1921年1月9日，他在《祭亡妻黄仲玉》中表达了他对黄仲玉的无限追思：“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画、善书、为美术工艺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蔡元培再次提出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 1924年蔡元培与夫人周峻在法国 浙江萧山“婚姻尚媒妁，一切皆父母主之，毫不容子女置喙。设出一言，则戚党族闾，传为怪事。至如自由结婚，自由恋爱，更非梦想所能及”。兰溪也是“婚家全凭媒妁之言，文明结婚实属罕闻”。 二、五四时期的婚姻自由思潮 （一）新文化运动前期关于女性问题的思想启蒙 1.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对新一代青年提出更新人格的六点希望，即：（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发表了《一九一六年》，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如今欧美的男子，知道了女子的本领，承认女子有独立的资格，以男女两性为本位；依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人”，为男子的则应顺乎时代潮流，帮助女子实现“人”的解放。 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中指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 2.对节烈观与贞操论的批判 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安徽歙县贞节牌坊群 1914年3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一个《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妇女节烈可以风世者”可得褒扬，由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颁发金质或银质奖章，受褒人及其家族可以立贞节牌坊。 1917年北京政府颁布了《修正褒扬条例》，其中第一条第七款为“节妇烈女”，由“内务部呈请褒扬之”。在它的施行细则中对于贞女节妇的定义、守节年限以及具体褒扬办法都做了具体规定。节妇：其守节年限在30岁以前至50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