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策略.doc

日治時期：對原住民的教育策略 壹、台灣的原住民 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起源地，有兩種說法：一是主張原住民的發源地在島外；一是主張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祖居地。前者的說法較為普遍。 台灣原住民族，泛指在十七世紀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人民尚未大量移民台灣前，就已經住在台灣及其周邊島嶼的人民。台灣原住民族在語言與文化上屬於南島語系，在人種上屬於馬來人。 在清朝統治時期，原住民族被稱為「番」，又依順服、歸化程度分為熟番、化番和生番。已歸化者稱為「熟番」，主要居住在平原，又稱為「平埔族」；「生番」是會出草、不服從的，主要居住在高山；「化番」是介於「熟番」與「生番」之間。 1895年，台灣淪陷為殖民地，日本也稱原住民為「番」，到1930年霧社事件後，才把「番」改為「高砂族」。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將原住民稱為「平地山胞」或「山地山胞」。後來為了消解族群間的歧視，將山胞改為「原住民」。 貳、理番政策 日本政府對於理番政策的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台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理番政策依警察組織狀況而分為四個時期： （一）、撫番時期（1895-1903）主要是番地的開發，在開發過程中，不使用武力。 （二）、討番時期（1903-1915）由警察系統主管理番政策，追求經濟利益為最高原則，佐久間左馬太總督進行了「五年計劃理番事業」，以「掃蕩生番」為重要施政方針。 （三）、治番時期（1915-1930）從理番五年計劃結束之後開始，開始了有計劃的治理番地。 （四）、育番時期（1930-1945）在霧社事件後，發佈了新的理番施政方針—「理番政策大綱」、「理番警察改善要綱」。就是在嚴厲的警戒體制下施行皇民化的政策。 雖然日本政府的理蕃政策，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方針。但歸根究柢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只有一個，就是要攫取山地豐富的資源，將番地納入土地調查的範圍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日本財產。因為在1895年11月，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頒布26號日令，聲明「番地=無主地=國有地」。所以在法律上，番地是國有的，番人也沒有「人」應該有的權利。但用武力的鎮壓，始終都會有人起來反抗，為了能夠有效以及長期的控制原住民，必須要從根本來決解，所以日本政府對原住民實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 叁、教育政策 (一)對原住民教育的主要方針 在所有的殖民統治中，面對異民族的被殖民者，為了追求穩定的統治，教育成為重要的策略。因為山地原住民在日本來台灣之前，都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所有人事物都是靠口頭相傳的，沒有文字的記載，原住民之間也沒有共同的語言，各部族間也很少合作，至日本政府之前的各殖民政府，對於原住民，都是採放任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原住民就好像一張白紙，使得日本在原住民的教育中取到了重大的成功，日本人可以輕易的操控原住民，此時的教育策略的運用，成為整個殖民事業的必要組成。 在持地六三郎的《番政問題調查書》中，確定了治理原住民的政策方針，教育就是實行的方法之一，對於原住民不需要授與所謂「文明流的學科課程」，只要教以修身要旨、國語、讀書與算術等課程即可(持地六三郎，1930)。所以在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只是為了使原住民能學會基本常識，並不是要將原住民變為真正的日本人，使原住民通曉日本人的語言，如此日本人的命令就能直通原住民的腦海裡，統治起來就很方便了。在1903年的一次總督府教育會議上，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指示說：「教育是好事，可是也不能隨便開設學校，否則就阻礙了殖民政策。教育只要普及日語教育就好了，至於智育的開發，那就不必了。」(中島光孝（2007）)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內地延長政策中，對於被殖民者，只是為了能竊取到利益。 初期的教育政策在於教導原住民改變生活習慣，成為良好的農民，是一種消極的政策。「五年理番計畫」之後，教育逐漸教導原住民可以成為日本人，讓原住民開始有國家的意識，對國家服從。到了後期，因應戰爭的需要，就教於原住民要成為皇國民，展開一系列的皇民化的運動，以使得戰場上有足夠的人力與物力。對於原住民的教育，由消極防堵到武力鎮壓，在霧社事件過後，教育成為日本對原住民最主要的治理工作。 (二)番童教育 想要改變一個民族的故有文化，就是讓他們從兒童時期開始，接近統治者的文化，因為兒童在沒有知道本身文化之前，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文化。日本針對原住民兒童的教育，根據所在的行政區域，分為兩個系統：接受文教系統所管轄的「國語傳習所」（此處國語是指日語），後來改為「番人公學校」的學校教育，例如1896年9月在豬朥束社（今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設置了恆春國語傳習所分教場；而位在番界內的原住民，則接受警察系統所管轄的「番童教育所」教育。日本政府之所以願意在豬朥束社設立第一所原住民的「國語傳習所」，在於頭目潘文傑在日本佔台之初，即表達善意和歸順，在日本人眼中，這樣的表現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