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与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中国农村观察.PDFVIP

2018.5 地方性知识与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 刘斐丽 摘要：本文将“地方性知识”作为分析框架，深度剖析山西吕梁的精准识别进程，揭示精准扶贫 存在的瞄准偏差新形式。研究发现，在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里存在新形式的瞄准偏差，如“懒恶俘获”。 进一步分析发现，出现瞄准偏差的新形式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精准识别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与地方性 知识发生碰撞，二者呈现出的不同逻辑（国家识别贫困户的理念具有经济视角、侧重定量测量和简单 化的特点，而地方性知识却具有复杂的意义系统）。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国家和地方两个不同知识系统 之间如何有效沟通的问题，提出国家制定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发挥地方性知识的柔性管理价值，运用文 化视角和定性手段将会使精准扶贫政策更具包容性。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 精准识别 瞄准偏差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扶贫对象主要是贫困县，2001 年开始，贫困村作为主要扶贫对 象，这两个阶段的扶贫工作以贫困地区作为瞄准目标。然而，基于实践经验，区域瞄准的扶贫政策没 有实现预期目标。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的扶贫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有限的扶贫资金往往使用分散、 漏出较高、瞄准有效性低，而村级瞄准扶贫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较明显的瞄准目标偏离现象（左停等， 2015），如精英俘获现象 （邢成举、李小云，2013）。瞄准目标偏离会降低扶贫政策和项目实施的效率 和有效性，从而影响扶贫的实际效果，无法做到 “扶真贫，真扶贫”。2014 年初，中国开始实施精准 扶贫政策，这标志着中国的扶贫工作实现从区域瞄准到个体瞄准的战略性转变。 精准扶贫正是针对以往扶贫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瞄准偏离问题开出的新药方。然而，该政策在实践 中仍存在瞄准偏差的问题。由于贫困户的识别和锁定难以有客观、准确的标准（任超、袁明宝，2017）， 在一些学者的调研中，发现精准识别出现偏差：所扶持的对象中有一半是非贫困户，而未得到扶持的 农户中，又有一半是贫困户（汪三贵、郭子豪，2015）；精准扶贫所划定的贫困户名单，并非只涵盖最 贫困的农户，往往将那些贫困线以上的农户也划了进来（王雨磊，2017）。学界关注的是瞄准偏差中的 “精英俘获”问题，主要从两条路径讨论。一条路径认为，精英俘获属于瞄准偏离问题，是精准扶贫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罗红光研究员对本文的精心指导，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1- 地方性知识与精准识别的瞄准偏差 中需要克服和改变的。精英俘获主要表现为精英合伙对于村庄内的扶贫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的占有（李 博，2016）以及通过占有扶贫资源的使用权和对其进行资本化经营的方式来实现对非货币型扶贫资源 的攫取 （刘升，2015）。究其原因，一方面，精英俘获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 下往往倾向于选择精英来完成扶贫任务（朱天义、高莉娟，2016）。另一方面，精英俘获则出于内部 因素。贫困地区大多属于所谓的利益稀疏地区，村集体对公共资源的敏感性较强，精英人物更易于获 取扶贫资源（李博，2016）；同时，贫困村面临着阶层分化的问题，基层治理中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机 制 （李小云等，2015）。上述内外部因素促使优势群体俘获扶贫资源和收益。另一条路径则认为，精 英俘获不一定都是消极的，相反，精英治村有助于促进精准扶贫。在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和 村民自主性弱化的条件下，乡村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 纽带，在动员群众参与、促成集体行动、整合社会资源、沟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 势（朱天义、高莉娟，2016）。 在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出现瞄准偏差的原因方面，主要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反思精准识别的政 策和技术困境，有的学者认为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精准识别机制和考核机制都是影响扶贫资源瞄准 的因素（汪三贵、郭子豪，2015）；有的学者则认为精准扶贫瞄不准的原因在于精准识别中的三重瞄准 机制 （王雨磊，2017）。另一条思路则注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