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树之果理论的研究.docVIP

毒树之果理论的研究 　　摘要：我国自2010年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深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司法打击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的坚定决心。“毒树之果”理论起源于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并在多数发达国家得以确立。随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处理“毒树之果”是理论界、实务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研究对象。 　　关键词：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刑讯逼供；美国 　　一、“毒树之果”理论溯源 　　“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类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 　　这一理论确立了一个基本思路，即如果收集证据的方式不合法，则可能面对该证据不受采纳的结果。这从根源上消除了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动机，以此保障司法程序的正当化。“毒树之果”的毒性在于“毒树”本身是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其生长出的果实即使再甜再美，也是对于整个司法系统具有破坏性的存在。 　　“毒树之果”理论于1920年由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在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合众国案（Silverthrone Lumber Co.v.US）案中首先提出，被视为该理论的源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最高联邦法院正式确立了“毒树之果”的规则，即“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违反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此后，该理论在多数现代法国家得以确立，但各国对待“毒果”的态度有所不同。其中，该理论发源地美国对于“毒果”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只要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行为出现违法，以该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即不得提交法庭。但这一方式客观上致使部分具备真实性的证据受到排除，导致一些原本证据确凿的案件无法定罪，因此受到社会的反对。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例外规则对“毒树之果”理论进行修正，通过不断明确了侦查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进行“毒果”排除，因此“毒树之果”的界限在不断限缩，从过去绝对保护宪法权利，维护司法程序公正的角度逐步向兼顾实体正义变化，更具司法理性。 　　日本法院系统将“毒树治国”引入国内时，并没有直接沿袭美国的思路，而是结合国内基本司法境况，对该规则进行变种。一方面，在理论认定上，二者并无较大差异，但在具体对待“毒果”的态度上，日本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一方面，仅在取证程序构成重大违法时才能使用“毒树之果”排除理论；另一方面，对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进行考量，如果排除具备真实性的证据会导致无法定罪的情况，则不适用该理论；此外，在重大事件对于社会有较大影响时，也不适用该理论。日本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接纳“毒树之果”理论，即一方面通过该理论维护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在面对具备真实性的证据时，出于实体正义的考量，对该理论有所保留。 　　而在英国，则在普通法、成文法中均规定了可以使用“毒果”，致使多数非法取证获得的证据均能够得到使用。通过法官自由裁量，对于轻微违法取得的证据并不予以排除，但通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任何线索均不能得以使用。而在实践中，应该司法界对于“毒果”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多数非法取得的证据，只要不对审判公正性产生动摇，即可适用。 　　二、“毒树之果”的理论根源 　　“毒树之果”的理论根源主要包含三种理论：证据真实性理论、程序正当性理论、人权保护理论。证据真实性理论即对通过非法取证获得的证据其真实性存在质疑，为了避免对审判公正性应对其予以排除；而程序正当性理论认为，非法取证的行为本身是对司法公正的侵蚀，应予以禁止，因此而获取的证据也不得适用；人权保护理论则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对侵犯其相关宪法权利的行为予以禁止，通过排除“毒果”进一步强化这一禁止规则，从而更全面的保护其权利。 　　上述理论之争的核心点在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平衡。证据真实性理论强调在维护实体正义的基础上实施“毒果”排除，保留具备真实性的证据，尽可能的对证据充分的犯罪嫌疑人定罪。而程序正当性理论、人权保护理论分别从控辩双方的角度出发，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对于违法司法程序的取证行为予以制止，不论所获证据的真实性与否均予以排除。笔者认为，无论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均是司法诉讼所追求之重要价值，以过于绝对化的方式强调任何一方均可能导致司法审判的失衡，寻求一个合适的结合点对于该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各国在司法过程中也在逐步确立这一界限，即使在“毒树之果”发源地的美国，也在不断的通过例外规则对该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其目的正是为了平衡两种正义之间的关系。随着法制进程的不断深入，对于法律问题精细化的研究与处理是一个趋势，原则性的规定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必然面临挑战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