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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进入检察环节。社会矛盾是全局问题的综合反映，社会矛盾的化解是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的过程，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体之一，是矛盾化解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应当在分析和研究涉检社会矛盾特点的基础上，把握矛盾化解工作机制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 　　一、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的基本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潜在风险日益显现，由此而派生的社会关系、价值取向、利益分配不可避免地产生激烈碰撞，并且伴随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逐步积累和激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处于化解社会矛盾的前沿，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诉求的形式涌入检察机关。当前，涉检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矛盾纠纷的复杂性。社会矛盾在检察环节集中表现为各种案件，社会矛盾的各方成为案件的当事人，其中不仅包括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当事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在法律监督过程中产生的公权力之间的矛盾，由此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更为广泛、复杂。同时，涉检社会矛盾在进入检察机关之前，就已经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或运行，大多数社会矛盾一旦发展到需要检察监督去化解的时候，其中的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化、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化、影响范围更加扩大化、利益双方的矛盾更加对抗化，并且合理诉求与表达手段不合法相互聚合，多数人的合法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互交织，民众自发行为与一些居心叵测者的插手利用相互混杂。矛盾纠纷激化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上访，出现了表达方式组织化的群访、表达方式极端化的缠访、闹访等倾向。因此，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时，不仅要解决办案与监督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好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矛盾升级，化解或分流社会矛盾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 　　（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和化解矛盾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矛盾形成主体的广泛性。检察机关的案件不仅涉及刑事案件，而且涉及民行案件；不仅涉及实体问题，也涉及程序问题；不仅涉及刑事检察、职务犯罪侦查，也涉及法律监督职能。因此，涉检社会矛盾的参与主体十分广泛。二是参与解决主体的广泛性。涉检社会矛盾的形成原因具有多元性，既有因本身执法不公、不廉引起的“始发性矛盾”，又有因不服其他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而要求检察监督而引起的“传来性矛盾”；既要在源头上化解涉检社会矛盾，在整合力量中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控申、刑检、民检、自侦、监督等执法办案始终，又要开展办案延伸工作，拓展办案职能；既要化解矛盾，又要预防纠纷。因此，检察机关化解矛盾，一方面要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贯穿于检察职能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政府、信访、纪委、政法委等单位的沟通和联系，形成内外结合、化解矛盾一盘棋。 　　（三）矛盾纠纷的对抗性。检察机关所面临的社会矛盾总体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它的对抗性色彩却越来越明显。其原因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检察权的司法性。在我国，检察权和审判权同属于司法权。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既表现为程序的启动性，又表现为部分程序的终结性。如果检察机关作出终结性决定前，在各方矛盾和利益的博弈与平衡中，未能维护好公平正义，矛盾就体现为对抗性和难以调和性。二是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当权利之间产生利益冲突，不能依法自行调整而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来平衡时，如果公权力介入后社会矛盾依然没有化解，就需要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运行和矛盾化解进行监督。但是，监督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化解权利之间的纠纷，而是通过化解公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来间接达到化解权利之间矛盾的目的。因此，涉检社会矛盾不仅是权利、权力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矛盾纠纷的积聚点，也是法律监督职能良性运行的释放点。如果法律监督职能没有充分发挥，不仅会形成权利主体与检察机关的对抗以及对法律监督权的信任危机，而且会形成公权力之间的对抗。 　　（四）表达渠道的多元性。表达渠道的多元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达对象的多元性。权利主体既可以在司法体制内通过信访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司法体制内无法解决或未能满足其自身利益时，权利主体又往往从司法体制外寻求纠纷解决路径，或者权利主体直接越过司法机关，向地方政府、人大、党委、政协等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还由于利益诉求主体交叉攀比，相互感染，漫天要价，或者希望通过上访、闹事，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确认和保障。二是表达方式的多元性。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我国社会逐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