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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刑事从宽之的现状及实证分析 　　摘 要：通过对某市检察机关近三年办案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现出刑事从宽在检察环节还存在执法理念落后、相关配套制度缺位、社会环境培育不够、与其它政法机关协作不力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更新执法观念，完善配套相关制度，优化大社会管理体制，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检察环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从宽；运用 　　 　　 随着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成为指导包括检察工作在内的各项政法工作的根本性策略。自2005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来，该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层面的执行已近三年，但从总的实施情况来看，政法机关对“当宽则宽”的刑事从宽原则的把握和适用不尽理想。就此，笔者拟以某市检察机关2006年以来近三年的办案数据为例，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就检察环节贯彻刑事从宽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 　　 　　一、基本情况 　　 　　本文选取了某市检察机关2006年1月―2008年6月办理的刑事批捕案件、公诉案件和未成年人案件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试图通过办案情况的对比反映出检察环节贯彻刑事从宽的现状。 　　从表一不难看出：其一，近三年来某市检察机关刑事案件批捕率和起诉率均保持在较高比例，且波动不大，这既表明检察机关办案质量保持了平稳发展，也表明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不尽明显，对办案工作未造成实质影响。其二，不捕率呈下降趋势，折射了检察机关批捕环节对不捕条件的把握日趋谨慎。其三，不诉率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检察机关在运用起诉裁量权上有所扩大，如对刑事和解案件积极适用不起诉，体现了公诉环节刑事从宽力度的加大。 　　 　　从表二则可看出：近三年来，某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案件中较好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要求，未成年人批捕率、起诉率较刑事案件总批捕率、起诉率平均低3至4个百分点。但不捕率变化却未呈规律性。如2006、2007年未成年人案件不捕率分别较刑事案件总不捕率高0.73和2个百分点，但2008年上半年却较总不捕率低0.64个百分点。近三年未成年人不诉率则呈逆向发展趋势，体现为未增反而直线下降，较总不诉率分别低??0.11、0.76和1.94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批捕环节已较好运用不捕措施，故在起诉阶段较少运用不诉。但总的来看，2008年上半年检察环节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从宽的情况不尽理想，不仅不捕率较总不捕率低，而且不诉率较总不诉率的低幅较大。 　　 　　二、检察环节贯彻刑事从宽不尽到位的原因分析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当着维护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重要职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我国新形势下确立的重要刑事政策，理应首先在检察机关的办案环节得到全面彻底地贯彻实施。但落实到检察机关具体的执法办案环节，其效果却不尽人意。分析其内在原因，主要有五： 　　（一）现代执法理念与陈旧办案定势思维的冲突 　　由于我国治安形势的需要，从重从严从快的“严打”方针长期以来被作为政法机关的根本办案指针，不少检察干警也就将单纯打击犯罪的传统执法观和有罪推定、“宁枉勿纵”陈旧办案理念作为执法办案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面对着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调整而一时无从适应，或者说难以从执法理念上深刻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内涵，也就在检察执法办案环节中无法正确运用该刑事政策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适度。其深层原因在于少数检察干警未真正树立以人为本、追求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缺乏法律人应有的法律理性和对人性关怀的独立品格，而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将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作为其唯一的使命和责任，漠视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价值意义。 　　（二）检察机关现行内部绩效考核模式的消极影响。虽然上级检察机关为适应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对检察机关年度量化考核指标作了调整，但出于对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的综合考虑，在绩效量化管理考核指标中没有列入依法刑事从宽的评分指标，而是继续将检察机关人均年批捕数、起诉数作为重要的量化评分标准，对立案监督案件也加分较高。为迎合上级检察机关的量化考核标准以在年终评比中获得先进，一些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对于如何适用刑事从宽考虑较少，不愿、不敢过多运用不批捕、不起诉的从宽措施，反而为获取量化考核加分，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也追捕、追诉和进行立案监督，而有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制订初衷。 　　（三）检察实践中适用刑事从宽的程序复杂，承担风险值较高。由于适用刑事从宽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从轻处罚或不追究刑事责任，为防止出现放纵犯罪或打击不力现象的发生，检察机关设定了相对繁琐的程序以保障其决定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由此案件承办人需付出比办理批捕、起诉案件更多的时间、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