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用的方案型公益引导政府资源建设民生.docVIP

李小云用的方案型公益引导政府资源建设民生 　　公益力量如果对市场和政府有意见，通过建设性介入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政府在民生建设上存在严重缺陷 　　《中国慈善家》：这二十多年你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公益慈善，2014年又带队到云南贫困村实践，你所成立的“小云助贫中心”与常规的扶贫组织似乎有明显不同，可以介绍一下吗？ 　　李小云：我在探索方案型公益，我的想法是，通过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投入和适量输血，来换取贫困村自我造血的功能。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掌握发展资源的政府，政府资源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规划民生，通过公益形成方案，引领政府资源进入民生领域，在社会转型期发挥调节器的作用。因为政府资源庞大，官僚体系的运作是非常困难的，公益在这方面能起到独到作用，公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构建也非常关键。 　　小云助贫中心不做救助，而是做方案，通过我们的前期探索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告诉政府怎么做能解决贫困村的问题，然后政府来推广，用公益资源引领政府资源。此外，我还在探索公益资源下行，无论是人才还是资金，不要老集中在大城市；倡导人人公益，我们现在是精英公益，不是大众公益；以及用便捷式的小组织来完成高效率的工作。我们团队就三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司机和助理。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公益力量可以平衡政府、市场在民生建设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市场是由于其存在与生俱来的外部性，但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恰恰在于民生，它为什么会存在重大缺陷？ 　　李小云：对于西方国家的小政府来说，根本缺陷在于资源非常有限，想做什么都很困难。 　　比方说奥巴马的医改，是民生问题，但法案通过不了，因为它要增加税收，反对党会利用这件事情把它政治化。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国家，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作用是做大“蛋糕”，比如招商引资，建立开发区和促进工农业发展，然后把从市场中获得的资源再投入到市场中去。发展型政府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没有发展型政府今天没有这么多“蛋糕”，像非洲一些国家，有点“蛋糕”就分了，积累不了资源。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民生，不是福利型政府，客观上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建设民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积累相应的民生建设经验，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在民生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空当和短板。 　　总而言之，两个原因：一是市场本身极少管民生，二是政府没有能力、没有经验。 　　《中国慈善家》：这会造成什么问题？ 　　李小云：由于民生问题不断凸显，就出现了很大的民粹主义思潮，把三农问题、城市转型等各种各样的民生问题变成自己的议程，重新宣扬自己的主张。在我看来，只要中国能够继续发展，这些过渡性问题、转型时期的问题，慢慢都可以得到解决。当然，不能污染环境、侵犯人权等等。可民粹主义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炒作，通过媒体的放大，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些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中国慈善家》：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弥补市场的外部性缺陷，但中国政府实际上在运作过程中没有弥补这样的缺陷。 　　李小云：对，原因在于，它长期以来是发展型政府。西方的福利政府做得挺好的，他们连外国难民都管了。财富积累有正向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外部性，比如贫富差别，当差别特别大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冲击，就是马克思讲的资本的异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修正就是福利主义，通过税收，用法律强制调节的形式来纠正资本绝对的负面性，这是第一次纠正。 　　但是，即便有这种纠正，社会分化仍然会继续，相当多的社会问题还是不好解决，所以有了第二次纠正―公益。公益实际上是把慈善社会化、制度化，在这个情况下，公益就变成了融合社会的非强制性契约。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财富要回归社会，这叫契约。没有基本的契约和认同，这个社会也基本是无序社会，良好的国家一定是市场、社会和政府都处于良性状态。中国现在是向多元化社会过渡的阶段，我们没有完全建立起能够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的社会体系。 　　用公益资源引导政府资源 　　《中国慈善家》：按你的逻辑，接下来应该通过方案型公益，引导政府解决民生问题，解决社会问题？ 　　李小云：对，民生问题现在反过来影响到了市场和经济。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均衡贫富分化的时候，政府却没有积累相应的经验，很多的制度创新都没有，但是政府有改善民生的资源，而且投入还在逐渐增加，只是缺方案，不懂规划。方案型公益有巨大的空间，我们现在做得非常不好。 　　公益最大的作用在于提供创新方案，不是救助，比如盖茨基金会基本上是方案贡献基金会，很少听说哪里发生灾难，盖茨基金会急急忙忙赶去捐款，西方的公益、西方的基金会不会一哄而起。举个例子，盖茨基金会征集避孕套的创新方案，征用一个方案付多少钱，为投入研发付多少钱，最后再把产品商业化，这就是创新，就是方案型公益。这些东西有时候政府不做啊，中国那么多社会问题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