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武昌南岳寺庙产纠纷的研究.docVIP

民国时期武昌南岳寺庙产纠纷的研究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湖北省的庙产纠纷多发，除了众所周知的兴办教育之原因外，也与该省的公产清理政策有很大关系。武昌南岳寺位于武昌宾阳门内，原为玉皇阁，辛亥革命后被军队占用。本文针对民国时期的南岳寺庙产纠纷进行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 南岳寺 庙产纠纷 　　民国时期湖北省的庙产纠纷多发，除了众所周知的兴办教育之原因外，也与该省的公产清理政策有很大关系。据冯兵的研究，湖北省早在民国元年就先后在汉口和武昌成立了公产清理处，后来几经变革，终于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于1928年6月改为公产经理处，并在1932年又改为公产清理处。[1]所谓公产，其所有权不属于私人，而为政府或公共所有。湖北省在民国时期着手进行公产清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难。1928年，在公产经理处成立之后不久，第一任处长邹燮斌在递呈湖北省政府的《整理湖北公产计划书》中就指出：“仰见政府注重产权，整顿收入，上维国计，下利民生。”[2]公产清理机构成立之后，各地便开始着手实质进行，一些地方的寺庙财产，时时被划为公产而予以没收，从而引发了不少庙产的纠纷。 　　武昌南岳寺位于武昌宾阳门内，原为玉皇阁，辛亥革命后被军队占用。1923年，驻军调往他处，经湖北清理营产总局及湖北督军萧耀南准许，将玉皇阁改为南岳寺，并划拨南湖北港嘴营产95亩又2分5厘及乌鱼池8亩1分9厘7毫作为南岳寺寺产。先以莲溪寺监理悟明为主持，后改为汉口九莲庵主持了尘，了尘所办之华严学校一并迁入南岳寺。关于南岳寺起源的这段历史，其住持了尘在给湖北省财政厅的呈文，以及湖北省公产清理处处长陈毅民在给湖北省政府的呈文中，均有类似的表述，说法一致。了尘的呈文说：“窃了尘以汉口九莲寺住持兼住持武昌南岳寺。于民国十二年十月，奉前湖北清理营产总局呈，奉前湖北督军公署批准，拨给武昌南湖北港嘴无关军用营产，计面积九十五亩二分五厘，又乌鱼池无关军用营产计面积八亩一分九厘七毫，归南岳寺管业，并饬所办之华严学校迁入该寺，以宏法教。”陈毅民的呈文则更为具体，说：“窃查武昌宾阳门内南岳寺，原系旧玉皇阁，计基地面积五百七十二方丈四十方尺，房屋二十九间。由前营产局长张厚德呈准前湖北督军萧耀南改作官寺，定为今名，并拨给南湖北港嘴营产九十五亩二分五厘，又乌鱼池营产八亩一分九厘七毫归该寺管业。初系以莲溪寺监理悟明和尚为住持，嗣因该寺僧人发生争端，经前营产局长呈准，前督军萧耀南改以汉口九莲寺住持了尘和尚接充该寺住持，并以该住持原办之华严学校全班生徒迁入该寺。”从二者的表述来看，该南岳寺的存在时间并不长，其寺庙本身就有房屋二十九间，后来湖北督军萧耀南将本属军队的营产（即南湖北港嘴以及乌鱼池的部分土地）赠与该寺管理，并为该寺选拔了前后两任住持。南岳寺的庙产纠纷，即因这本为营产的田地而起。 　　一.湖北省公产经理处将南岳寺寺产没收充公 　　南岳寺的庙产纠纷与湖北省公产经理处关系密切。据该寺僧人太安于1934年所??之“诉愿书”称，“十八年（1929年）十一月有北港嘴佃户余克俭者，因挟妨害禅寺建筑庄屋，由僧了尘告诉武昌法院，经判决处徒刑三月之嫌，遂向湖北公产经理处谎报，谓南岳寺颓毁无人管理，寺中创设之华严学校亦已停办，可没收上项田产。时经理处主任信其一面之词，遂呈由湖北财政厅予以没收。”[3]1929年11月，湖北省公产经理处罗主任上报财政厅，言南岳寺本就为营产所建，现该寺庙宇毁坏，华严学校亦已停办，庙产所收田租去向不明，主持了尘避而不见，原拨产建寺的目的已经不存在了，南岳寺庙产自然应该收回。财政厅同意了罗前主任的意见。庙产收回后，公产经理处曾派工作人员去九莲庵说明情况，并让了尘交出南岳寺的执照、租薄，同时布告佃户，重新办理承租之事。 　　面对省公产经理处以及财政厅的没收决定，该寺住持了尘于1930年10月，上呈湖北公产经理处，试图说明该寺庙产的合法性，呈文中说： 　　查该田产经前湖北督军公署暨前湖北清理营产总局发给知照管业已久，并经依法向武昌地方法院登记，是所有权属之寺庙早经确定。依照现行《监督寺庙条例》，其财产之所有权自不容任意剥夺。况该田产之收入，其初系辅助了尘所办华严学校之用。自革命军兴以后，了尘更就汉口九莲寺设立私立九莲小学校以宏党化，即移该产收入作九莲小学辅助费，亦经呈报汉口市教育局有案，是该产收入与教育有关，更未便有所变更，致碍教育。 　　了尘搬出了刚刚颁布不久的《监督寺庙条例》，其所援引的主要是该条例的第八条和第十条。第八条云：“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了尘认为南岳寺田产早已依法登记，当属庙产，依条例不可随意被剥夺。第十条云：“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了尘认为，南岳寺一直积极响应政府所颁条例之规定，利用庙产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