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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后灾区重建的模式调查 　　Wenchuan 　　家。 　　“5?12”地震周年时，国内多家媒体和互联网站不约而同做了同样的调查：震区的居民，最大的需要和心愿是什么？绝大多数人给出一个字的回答：家。 2010年5月，四川青川县，东河口村地震遗址。 　　2008年中国政府和军队高效的震后救灾，令外界惊叹。但在西方媒体眼中，真正的挑战来自灾后重建：四川达到“四个美国州”的受灾面积、“比北欧五个国家人口总和还多”的受灾人口，令重建工作之浩大复杂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屈指可数。 　　大规模的灾区重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并非有丰富的现成经验。1976年唐山大震后，鉴于当时政府贫穷的家底，重建工作只能量力而行，基础设施快到震后10周年时才认真开始重建。或从此次“5?12”后的震区重建开始，中国式震后重建经验才真正形塑。可以确定，这个重建模式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仍是举国体制，即以举国之力援建灾区、由政府全面主导统筹重建规划和实施。 　　在这样的体制下，两年来，震区的重建成就和速度的确令人瞩目，美国《时代》周刊于早前将其与海地震后重建对比，称中国的重建模式自有优势。 　　不过，在具备成熟灾后重建模式的国家，重建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动作是密切关注重建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与外界交流经验教训，实时作出调整修正。这也是本刊在“5?12”地震两周年之际赴震区调查并做专题报道之目的所在。调查发现，目前在震区重建中，的确出现部分问题，这些问题或者由重建模式中的“短板”导致，或者其原因与重建本身无关，是大陆长期以来基层社会和行业失范导致的“习惯性伤害”所致，而“重建”远不是―次性完成的动作。 　　四川安县秀水镇天竺村九组村民们的新居整齐地排列在夕阳里，卷闸门闪着光。李兵的房子却只起了一小半，孤零零撂在地里，砖垛间长起了荒草。因为贷不到款，修不起房子，李兵已经举家出外打工。 2010年5月，四川青川县，东河口村新址。 　　“5?12”地震中，李兵的住房垮塌，住在自家搭的窝棚里。由于天竺村纳入了城镇规划，按照国家政策，他可以得到1.6万元的补助。按照当地的房屋造价（约每平方米800元），他的三口之家安居房面积应为90平方米，加上每人5平方米的后房，总造价在8万元左右。如果能够得到信用社最高3万元额度的贷款，也尚需自筹3万余元。 　　但由于缺乏抵押和担保，李兵没有得到信用社的贷款;由于房屋尚未修好，也不能全额领取国家补助，他只能撂下半拉子的房屋出外打工筹钱。 　　李兵的情形在天竺村不是孤例。八组组长刘志称，确实有少部分村民因为缺乏资金而没有修建安居房。 　　在地震灾区其他地方，也存在灾民修不起房的情形。志愿者高圭滋称，今年3月，他在绵竹市拱星镇红旗村看到，全村有七户左右修不起房子。 　　尽管中央下拨了数千亿震后重建资金，对口援建和社会捐助也对灾区巨额投入，国务院屡次要求将灾民的生活和安居放在第一位，但现实中，在各级政府的强力主导下，重建资金的主体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规划改造，落实到每个灾民头上的资金不足以使他们摆脱地震的沉重损失。 　　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以举国之力援建灾区的激情，为海内外瞩目，在“重建家园”的温馨宣示下，灾民和当地政府成为关系模糊的受灾整体。然而，在重建规划和具体实施中，却开始出现利益冲突和困境。 　　首先，由于重灾区普遍进行了大规模的城乡规划改造，灾民个体利益在震后的沉浮，取决于是否被纳入了当地的城市改造或农村产业调整规划，以及在规划中经历的产权和利益调整。 2010年5月10日，重建后的汶川水磨羌城。 　　国务院汶川地震重建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教授尹稚称，这些规划的现实后果往往是剥夺了民众利益。面对规划调整，受灾民众处于被动地位，也产生了不同群体之间大量的矛盾。 　　其次，政府拨款和对口省份1+1援建的模式相结合，形成了极为强势的组合，得以大规模地推进灾后重建。但是权力、资金在非市场状态下的行政组合，形成了投资和收益的分离局面，导致重建项目失去成本控制和效益核算，出现盲目和浪费，重建进程呈现出某种虎头蛇尾的特征。 　　此外，参与灾后重建规划的学者指出，重建之初，国务院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实际上，社会力量的参与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基本上停留在捐献钱物的阶段。即使是有着成熟参与公益模式的跨国公司，仍然主要借助大陆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介入援建。 　　重建之初兴盛一时的志愿者组织，眼下相继淡出，各类建筑、法律、卫生、教育专业人士，在灾区服务中处于边缘化或依附地位。即使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聘请的重建规划专家，在参与规划中也感到障碍重重。 2010年5月22日，汶川新貌。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灾区农村的安居房建设中，在政府的集体土地流转政策之下，普遍实行的宅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