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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证据契约相关问题的研究 　　摘 要：我国民事诉讼构造的趋势为协同主义，证据契约的研究应于此前提下展开。协同主义要求诉讼各方协同发现事实，合理分配诉讼权限。因此，证据契约应囊括三方主体，除却当事人外，还应列裁判法官为监督、审查及阐明主体；证据契约的效力应以权限划分合理与否为标准，排除牵涉证明标准、证明力、证明责任等因素的合意之效力。惟有如此，证据契约制度方与法制体系相契合。 　　关键词：协同主义；证据契约；证明力；证明标准；证明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4-0048-04 　　一、诉讼构造之于制度构建 　　证据契约系民事诉讼体制中的具体制度，须与体制框架相匹配，后者即诉讼构造或曰诉讼模式研究之范畴。诉讼构造反映诉讼主体在程序中的权限分配状况，充当民事诉讼法律体系运作的框架结构，进而为具体原则、制度的构建提供系统范式的依据。“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是带有本质性的，对民事诉讼体制的构建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深化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价值。”[1] 　　倘一国法制是成体系的，则该法制体系中的某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应是相衔接、配合的，与其所处的诉讼构造亦应相吻合。“传统诉讼理论将民事诉讼构造分为当事人主义及职权主义诉讼构造。”[2]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下，法律不会允许裁判法官依职权收集证据；而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