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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语文教育问题的研究之背景探究 　　清末民初是社会大变更的时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后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新知识涌入，致使已有的教育模式难以与教育内容相匹配。西方教育方法传入中国，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中国的教学。本论文旨在探究教育家群体在这一时期因何而研究，了解研究者究竟在何种环境中进行研究，笔者将1902年至1927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发展期。根据特定背景从两个阶段着眼，分别阐述每个阶段的研究背景，以期对语文教育史研究有所丰富，对后续的语文教育问题研究之研究提供参考。 　　背景；语文教育；清末民初 　　科举制度是维系传统文化和儒家意识的根基，清朝末年，科举制度的骤然废除使得国家这一根基的崩塌，导致传统儒家文化中断，新的思想尚未融入，社会思想文化界形成真空，大批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对前途失望，开始谋求革新。社会变革推动着教育实践的开展，也呼唤着新的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思潮的产生。教育界的先驱们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把西方三百多年间孕育产生的各种新的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搬了过来，作为自己改造旧教育、培育新人才的思想理论武器。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庞杂而不系统，多变而肤浅。这不仅仅是由于学习不够、理解不够、创新不够；更重要的恐怕是近代中国缺乏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教育理论的适宜土壤，一部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斗争的近代史，没有为我们的教育家们提供充裕的时间和机遇，去创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学说。[1] 　　一、语文教育问题研究的萌芽期（1902-1915） 　　（一）废科举、兴学堂，立学制 　　在中国，旧式的私塾、学馆，其采用的教材以及学习年限都比较随意，一般采用个别施教的模式，并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教育体系，这种旧教育的目的是使学子走上仕途，为封建王朝培养官隶。由此可见，其教育目的及内容极大程度上受制于科举制度，无法为发展着的时代培养新人，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晚清，一大批清末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改良派都积极要求发展新学，将兴新学、办学堂作为救国之道。在这些人的强烈呼吁下，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实行的学制――癸卯学制于此时诞生。 　　废八股，停科举，立学制，在客观上对语文教育内容的更新和充实大有裨益；与废止科举制度的历程相比较，兴新学、办学堂的发展过程就顺利多了。这一切客观上为语文教育初步探究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二）学日风潮及观念更新 　　清末民初时期的语文教育研究与近邻日本有着极大的联系，地理位置的相近以及国内局势的相似性使得被甲午战争惊醒的中国人趋向于学习日本的教育。在社会变革的形势下，知识分子迅速地感受、选择并吸收新的思想文化，在其引领下展开他们的实践活动，实现其理论思维，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对新的思想有高度敏感性，也接受过旧中国的传统教育，其研究成果于本国的教育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操作性。 　　与此同时，各种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学说在教育研究者的引领下纷至沓来，但由于时代所限，研究者的觉悟性不高，因此，这一时期对西方教育往往是形式上的模仿与学习，本国的研究缺乏结合本国实际的深刻理解，很多理论拿来即用，不合便弃，虽有一定的语文教育探索，但是没有创造出成体系的新的理论学说。 　　（三）清末白话文运动 　　清末时期文化上不断更新与发展，但是其活跃的范围较小，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中。尽管在一系列的改革背景下，文言文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当语文学科在新式学堂中独立设科之初，所定学科名称始为‘词章’，继为‘中国文学’，后为‘国文’，要求学生读的、写的，仍然都是文言文。在此期间，文字和语言，即‘文’和‘言’是分离的、脱节的”。[2]这种情况，对于培养和造就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新一代国民殊为不利。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客观上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刺激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论争，大量学者及教育者在这种背景下作出大量研究。 　　二、稳步发展期（1915-1927） 　　（一）科学化思潮的影响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展开，语文教学研究也逐步实现科学化发展，我国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反思传统的语文教学，开始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 　　五四运动之后教育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室、实验室，教育家们在各地建立了实验学校，打破了原有研究的狭小格局。一批积极的教育家们都自觉地运用实验的方法对国外引进的理论和教学方法加以验证。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意识到了要结合我国语文教育的具体特点，开展了宏观或微观的研究。穆济波、陈鹤琴、廖世承、舒新城等是教学实验的代表人物，这些前辈教育学者值得我们景仰和追随的，不仅是他们实践并总结了大量的实验成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胸襟坦荡的承认一些实验的失败或无效，以科学的态度公然宣布他们曾经追捧的某些西方教育理论及教学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引进国外的教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