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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视问政的现状不足及其改进 　　摘 要：电视问政作为近些年来新兴的舆论监督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电视问政既是打造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对公民参与政治权利的保障，补充了我国的现行监督制度，同时电视问政符合政治传播学的规律。当下，电视问政存在一些问题，相应改进渠道及制度化建议：探索长效化制度化的问责机制；要深化服务意识；要善于利用新的传播工具，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关键词：电视问政；公民参与；媒体监督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20-02 　　“问政”，即咨询、讨论为政之道。问政过程体现官民之间的互动性。电视问政，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的执政情况进行监督、质询及评议。电视问政的主体即所有公民，在聚光灯下反映问题，再通过电视传播的放大效应，使相关官员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从而进行回应并解决相关问题。 　　一、电视问政的发展脉络 　　早在2005年6月，兰州电视台就开播了《一把手上电视》节目，时任市委书记陈宝生于第一期节目上镜，首开国内电视问政之先河。近些年来，备受舆论关注的电视问政应当属湖北武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1+1》等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武汉台的电视问政始于2007年，至今已开播六年，每年两次，年初政府涉及民生的部门向电视观众做出本年度的工作许诺，年末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再一次集中接受百姓对本年度工作的评议。武汉最近一期的电视问政在2012年12月17日到21日举行，分别以“让服务更到位”“让管理更规范”“让交通更顺畅”“让发展更惠民”“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对年初承诺的“十大突出问题整改”进行回应。有些问题在见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有效解决，当然一些长期的制度性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解决之道，但通过电视这种媒介，电视问政彰显了政府与民协商对话的诚意，因此就像现场一位观众说的那样，“即使说这是一场秀，那么这样的秀希望越多越好”。 　　二、电视问政的意义 　　电视问政究竟是不是一场秀？如果是，那政府为何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在黄金时段“逢场作戏”？如果不是，那么电视问政在当今语境下的产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从理论本身对电视问政进一步梳理。 　　首先，电视问政是打造责任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构建责任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所谓责任型政府就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与归宿点，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为目标，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为约束，以相关履行职能并合理承担其相应责任的体制机制安排为有力保障的“勇于负责、敢于负责、善于负责”的责任政府形态[1]。 　　其次，电视问政也是我们打造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意。首先服务型政府是多元治理结构合作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全面管理型政府已经不能有效化解各类复杂的社会矛盾，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应该也必须让渡给社会治理[2]；其次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便是其开放性，这是因为，服务型政府是合作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于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来说，协作者即使是相对封闭的，但在能够满足协作需求的时候，也能够取得良好的协作效果。公民作为合作治理的主体，通过电视问政这一直接渠道与官员直接对话，恰是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的基本要求。 　　再次，电视问政体现了政府对公民参与政治权利的保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集会及参与合法政治生活的权利。电视问政有效地突出了“公民性”，提高公民意识，促使“群众”向“媒介公民”身份转换[3]；保障有序政治参与，把民主政治落到实处，同时有效的公民参与也顺应了全球政府治理“小政府、大社会”的变革趋势。 　　同时，电视问政彰显了舆论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现行监督系统包括公民监督、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社团监督等）、国家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察等）[4]。 　　最后，从政府层面来看，电视问政符合政治传播学的规律，有助于凝聚社会互信。政治传播学上有个叫“铺垫效果”的概念，即指当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方面时，人们对政务评价的标准就会跟随信息焦点而变化。在官民缺乏互信的媒介环境下，“电视问政”能助官员一臂之力，通过官员谦卑姿态的反复传播，让其务实清新的品格深入人心[5]。 　　三、电视问政的流行原因 　　为什么最近几年各地电视问政节目如雨后春笋般频繁出现且展现出勃勃生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现行的质询制度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人大代表的质询权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质询的条款过于疏漏，要式性强；代表中，“干部代表”、“二线代表”、“业绩代表”、“身份代表”居多[6]，并不能做到真正为公民“代言”。公民尤其是底层公民话语权严重缺失。电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