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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哲学 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 黄晓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存在争议，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趋势，学界诸人各抒己见。近年来，用现代性来诠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现代性包容性强，容纳了多元价值观。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出现的空间空白——上海，则是现代性书写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空间。众多著名的作家的集聚，经典作品的出版，各种论争的争鸣，都体现了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现代性；上海；空间空白；文学中心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03-02 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书写一直是文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早期诸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等论著，如果说是早期文人对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尝试性地探讨，那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赵家璧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杨晋豪等著的《中国文艺年鉴》则已经具备了文学史建构的能力。因国家政治局势的紧张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左”倾思潮的泛滥，作家话题容易涉及敏感领域，文学史的书写陷入一片沉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史的书写开始复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等虽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但是对文学史的书写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文学史书写不是散乱的、堆砌的，众家之言的，而是用一个主要的观点贯穿文学史书写始终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则试图打破这种带有阶级观的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摒弃文学的主流，从民间的角度重新解读文学文本，力图颠覆以阶级性去划分作家，以政治性鉴赏文学作品的陈旧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用现代性书写文学史的呼声最高。 历史是写不尽的，我们永远是站在当下的立场去审视历史，历史有着不可言说的悲哀。它永不可能完整展现自身，后人大多因史料的缺乏或阶级立场的缘故，在历史的书写中显出局限性。所以，即使以现代性为线索书写的包容性大、覆盖面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存在着书写中的空间空白，上海就是其中一个。 长久以来，时间和空间共同构造了人类的历史系统。但由于人们对时间的关注，对“史观”的重视，空间被隐没了，成为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为人所忽视的普通场域。但实际上，空间也应该成为文学史所关注的一个对象，因为文学史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空间所孕育的。而上海作为空间，它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是众多作家的“集中营”，是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出版地，是主要文学思潮的兴起地，亦是中国主要文学论争的一个平台。它是现代文学史不可能忽视的一个空间存在。黄修己先生说上海的文学史“差不多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简本或精华本”[1]。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历来众多著者都以经典作家为主，对空间的书写甚少提到。这对其他的空间来说或许合理，但对曾一度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来说，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极大的缺失。 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中心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1843年，上海被迫开放通商，西方列强强行侵入，并在上海建立租界，上海的经济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繁荣的商业大都市之一。上海飞速发展的经济产生了劳动力的需求。而这种商业化的经济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提高，一些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这使得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上海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为以后由市民所组成的文学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随着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加大，市民对娱乐、休闲的要求愈来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刷业和报刊业的发展。而作为文学发展的三大硬件的基本形成，为上海日后作为全国的文学中心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印刷业和出版业是文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文化市场。而上海的印刷业和出版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规模已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王文英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中，曾做过这样的阐述：“上海同时是全国的报刊中心，上海所出的报刊数量占到全国的40%左右，康梁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报刊40多种，有27种是在上海创办的。从20世纪初到民国年间，全国共有224种中文期刊，除去在海外的61种外，在国内出的169种中，上海办的有69种，占41.8%。”[2]可见，上海的印刷技术和出版业为中国的文学发展和政治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杨剑龙在《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中对1917年以后的印刷出版做了一下的总结：“据初步统计，1917至1927年间全国共出版译著502种，上海出版432种；1928至1937年间全国共出版译著1560种，上海出版1495种；1938至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