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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渠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应 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2009年7月20日 西安 基本问题 提纲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一）计划体制的突破：承包制与包干制 1．农村社会结构中家庭地位的恢复 原有体制：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暗税”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6000-8000亿）以及连带的人民公社体制（陈锡文，1999） 现行体制：“包产到户”的承包制的实质意义：恢复家庭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的核心地位；将家庭关系作为原始积累的结构基础。1979-1984年家庭承包制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为42%（林毅夫，1994）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2．城市中单位制的重建与承包制的尝试 单位制的重建：1）恢复中央权力的计划体制，以及科层权力的有效性；2）恢复城市社会结构和分配的单位制基础；3）企业社会化和社会福利化；4）行政原则主导的派系化和庇护主义。 承包制的试验：1）渐进改革的总体方针；2）有限度地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拨改贷、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包干制）。 后果：1）政策利润而非生产利润；2）行政资源配置而非市场资源配置；3）资本社会化而非经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