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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命权能否作为紧急避险客体的应用于刑事领域 　　摘要：紧急避险理论由来已久，并在各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二十一条对其也做了笼统的规定，但这一规定仅停留在理论层次，对该理论下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的争议。自18世纪英国法院对“国王诉达勒和史蒂芬案”做出判决以来，生命权能否作为紧急避险的客体，学界争论极大。但从紧急避险的构成和属性上看，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情，将把生命权作为紧急避险的客体，是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符合。 　　关键词：紧急避险；限度；生命权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8―0088―02 　　 　　一、紧急避险的含义及其正当性 　　 　　紧急避险又称紧急避难，在法律上是指当合法利益处于一种不牺牲另一合法利益就无法避免的损害危险中时，牺牲另一合法利益以保全前一个合法利益的情况。紧急避险制度由来已久，罗马法和日尔曼法就允许具体的避险行为，中世纪的教会法中，有“紧急时候无法律”的法谚。加洛林纳刑事法典第1条规定，“为了救助濒于饿死的自己或妻子而盗窃食物则委之于法律家的决定。”①在我国历史上，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7条、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4条都较为详细规定了紧急避难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首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第18条也对紧急避险制度作了规定，1997年新现行刑法在对79刑法的修订过程中又作了一些修改，从而形成了现行刑法第21条的规定。 　　对于紧急避险的正当性，理论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即:违法阻却说、责任阻却说和两分说。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紧急避险行为虽然从客观上看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损害，然而，它却保护了更大的利益。②虽然对于避险行为相对应的个人的法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从社会整体上看，紧急避险行为完全是一个对社会有益而合法的行为。因此，站在大的立场上，该行为不应认定为有罪行为。当然，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紧急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必须比该行为所要保护的利益更小的这一基础之上。对于避险行为造成的经济、人身方面的损失，完全可 　　以通过民事诉讼来取得相应的赔偿。 　　 　　 二、生命权可否作为紧急避险的客体 　　 　　 （一）国内外学界不同的观点 　　 1．国内外相关学说概述 　　 （1）英美法系，英国法院通过1884年的“国王诉达勒和史蒂芬案” 确认了紧急避险不能作为谋杀罪的辩护理由。案情大致内容是：在一次海难中，一艘船快要沉没的时候，三名成年人和一名男孩逃离沉船，并共乘一救生艇在海上漂泊，无水无食，饥渴交加，四人在此后18天中没有食品，其中两人商议杀了该男孩，由三人分食，四天后三人遇救。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以杀一人是为了使其他三人免遭饿死的必要行为为由提出抗辩，但法院最终不予采纳，并最终判处杀人者构成谋杀罪，但考虑到该案的具体情况，杀人者仅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③之后，该判例不仅在英国，而且在许多英美法系的国家都得到了确认。 　　 （2）大陆法系，前苏联法律明文禁止了对那种为保全某个权益而使他人的权益遭受同等价值的损害，是不允许的，对于为保全自己性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德国、日本的通说也认为，生命之间没有衡量，在涉及自然人生命的法益之处,是不允许数量化的，以牺牲个别人的生命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的作法，在法律上也不能作为免于刑事处罚的抗辩理由。 　　 2．我国学者的观点 　　 对于生命权究竟能否作为紧急避险客体这一问题，我国学者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概括起来，主要为以下三个观点： 　　 否定说：生命的权利高于一切，生命不可以被具体的量化和比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牺牲一人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或是牺牲一人以保全多人的生命，都是不可取的。生命是人格的基本要素,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权利,其本质是不可能用任何尺度进行相互比较的。 　　 肯定说：生命在法律面前的价值是平等的，用牺牲等价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是违法阻却的事由，此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在紧急情况下,牺牲他人生命保全自己生命的行为是人的原始本性的一种复苏,是法律不能够规制的，它有利于社会最大化利益的实现。④ 　　 限制使用说：该说主要以我国国内部分学者为代表，结合我国社会道德传统，认为虽然生命是等价的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护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但假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保护了更多人的生命,则应该排除犯罪的成立。从道德传统看，宁愿导致许多人死亡,也不允许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全他人生命,这也难以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 　　 （二）生命权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客体 　　 1．对当前我国学界三种观点的比较和筛选 　　 对于我国当前的三种主流学说，笔者赞同限